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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0 未完成的追问(4)

http://www.sina.com.cn 2007年05月26日 19:13 经济观察报

  六

  “潘晓”讨论已经过去27年,当年喊出“人生的路呵,为什么越走越窄”的人,也一路有惊有险地走到了今天。潘和晓,都已是中年人了,各自经历了失业、离婚,阅历甚丰,但那些人生的困惑并没有退去,甚至在加剧、加深。

  潘从2002年起投身电视行业,并迅速地找到了感觉,如今他是好几个电视台的栏目策划人。他每天喝半斤二锅头,每天写一篇长达几千字的时评,用邮件发给数十人,并自嘲为“垃圾邮件”,从不间断。他的头发已变得稀疏。他拒绝消费,不买车,不买房,不旅游,不用手机。

  “不可能解答困惑,反而是加剧了。”他说,“人生的道路不存在宽窄抉择,而是交叉的十字路口。其实人生选择机会并不多。既然放到这世界上,有机会体察喜怒哀乐,就要学会如何淡定地去把握。”

  黄晓菊已经52岁了,上楼梯时,要很费力地往上挪腿,她的关节炎还没有完全痊愈。

  她是个热情四放的女人,说话语速很快,斩钉截铁,即使微笑也幅度很大。她喜欢一切直接的、激烈的东西:咖啡,

川菜,现代舞,爵士摇滚,实验话剧,哲理书,有特色乃至夸张的服装。

  她用心修饰了眉毛,穿一衣银灰的羊毛衫裙,身材有些发胖。说到1980年时,她的眼睛流光溢彩,“那时我才95斤,是个美女呢!”随即又笑,“见到我是不是有些失望?很多人想像中潘晓应该是忧郁的、内向的。”

  前两年,她的初恋恋人从美国回国,双方见了面,多年不能释怀的黄晓菊终于可以当面质问了,“为什么不告而别?”对方惊奇地答,“难道我没有告别吗?我记得向你告别过的呀。”多年等到的竟是这样一个回答,那一瞬间,黄晓菊觉得生活真是荒唐,让人哭笑不得。

  由于用心不够,她的服装店从最多时候的八家缩减到现在的两家。她的大部分心思仍然放在一直以来的追问上。她跑去看实验话剧《活着还是死去》,这个名字吸引了她;她正在看克里希那穆提的书,心生疑惑,“他要我们停止思虑不要多想,这怎么能做到呢,怎么能不想呢?”

  她还有文学梦,写过十几万字的随笔。

  “主要兴奋点还在于探索人生,虽然没什么结果,跟商品社会也不搭,还有人觉得当了半生潘晓也没得到什么名利,这是干嘛呢?但它是我生命本身的呼声,我一定要想明白,那怎么了,谁也拦不住,要是想不明白,我的灵魂会不安,心里会难过,当然要探讨了,这是生命本身的诉求,这就是意义,这就是最大的意义。”

  “开始觉得会有正确的、明确的答案,后来知道不会有,永远不会有,可能每个人找到自己的答案就好了,对自己而言是正确的。”

  潘和晓仍是那样不同。潘认为70年代末以后出生的这一拨独生子女为主的年轻人,即所谓八零后,没有责任感,没有合作意识,没有精神追求,不关心国家大事,只关心自己。而黄晓菊在与自己儿子的相处中感到了一种惊异,儿子22岁了,正在当兵,喜欢玩电子游戏,曾对母亲苦苦追问人生意义的做法表示不解——“想这些干什么,过得快乐就行了”。黄晓菊觉得,像儿子这样单纯地追求个人的快乐幸福,“也没什么不好,虽然我自己办不到”。

  七

  对于当年那场波澜壮阔的人生观讨论,也许还未到盖棺定论的时候。在这一问题上,潘和晓的态度也大相径庭。

  潘晓讨论提出了两个很有名的观点,一个是潘晓来信中的“主观为自己,客观为别人”,另一个是随后

武汉大学学生赵林的“只有自我是绝对的”。在多年来集体至上、国家至上的整体氛围中,这种对个人与自我的强调和推崇无异于一种革命。

  黄晓菊的观念一直延续着这种思路,“尽可能地忠于我自己,我生活中发生的一系列事情,包括

离婚,都是如此”,“主观为自己,客观为别人,现在也觉得没有错,有没有更高的道德?也许有,但我没有找到”。

  作为最知名的“潘晓”,黄晓菊经常被人问到在干些什么,她有些不好意思地说,“我知道他们内心有种期待,我那时有那种想法,好像我现在应该有一个更大的想法,不应该是现在这样子,就这么安于自己的状态,有这个潜台词。其实我始终没有放弃这种努力和探求。”她说,当她觉得自己的思考比较成熟时,她会写点什么,以不负这些人的期待。

  潘则毫不客气地对待潘晓讨论,“当人们对它歌功颂德、恋恋不舍时,我就没有一点感恩戴德”。

  撇开个人恩怨,潘对它也是批判有加。他认为,从过去的大公无私说教,到绝对的自我,是一种矫枉过正,“潘晓讨论打开了中国社会的潘多拉盒子,从某种意义上说是现在世风日下的开端。社会上对于那场讨论,很少从这个角度去清算”。

  “所谓自我才是绝对的,我感觉到应重新评价,不应停留在人物事件情景的回忆上,不应停留在对过去的感怀上,应该看到它特定的历史背景。它是在一种荒漠中出现的,在一场浩劫之后,一定会出现放荡、堕落。这些毒素会找个突破口,即便没有潘晓讨论,也有会其他的突破口,这是必然的。”

  “潘多拉盒子一旦打开,也算是打破了坚冰,打破了意识形态的禁忌,但当它释放了恶,这个社会却根本没有把它收回去的本事,这才是可悲的。”

  “这一二十年来,这种价值观走到了极致,物极必反。什么是自我?自我是否应受到约束?是否应该在一种人类的良知、法律的约束下?人终于回归到自我,回归到的是什么?是回归到魔鬼的一面,还是天使的一面?如果只回到魔鬼的一面,就太可怕了。经过27年,中国社会给了当时提出的响当当的口号一个非常切实但非常滑稽的一个回答。我们看到的是丧尽天良的不法商贩,看到的是可以为区区小利制造毒奶粉。”

  27年后,漫长的生活依然没有吞噬黄晓菊,也没有抚平潘。这个因经历了巨大的社会变革而日新月异的国家,依然没有为27年前那场大讨论提供足以令人心服的解读。我们一直被那个简单的命题所困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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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源:经济观察报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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