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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0 未完成的追问(3)http://www.sina.com.cn 2007年05月26日 19:13 经济观察报
四 潘的情况更糟。 潘1959年生于北京，父亲是原国家航空部机关干部，母亲是医务工作者，他是老大，有个弟弟。全家在支边建设中迁往青海，潘寄居在北京的亲戚家，“受到了不公正的待遇，从此对很多事抱敌视态度，就像马太福音说的，我来，并不是叫地上太平的。” 二十来岁时的潘 “集无政府主义、相对主义、虚无主义于一身”，“除了顺从最高统帅外，所有人都可以反”。他愤世，乃至厌世。 1979年春节，他没有回家，一个人在学校过年，整天在雪茄烟和烈性酒里昏沉度日，被极度的孤独和绝望所包围。5月31日晚，这个大学一年级学生，在操场上喝下了浓缩的来苏水，被及时发现送至医院。醒来后的潘对医生说的第一句话是，“我不感谢你们，因为你们又把我送回到这悲惨的世界上来了。” 1980年4月，辅导员找到潘，让他参加《中国青年》杂志社来校了解青年思想状况的座谈会。他在座谈会上一言未发，会后被特别叮嘱 “不要走”，《中国青年》编辑马丽珍与他单独谈了近四个小时。随后他应邀写了一篇关于人生观的文章，与黄晓菊的合在一块儿发表。除了学校和 《中国青年》杂志社，几乎没有人知道他也是潘晓，他近乎刻意地保持低调。 但在1980年7月，潘被校方带到北京一家医院检查。一个实习大夫给他下了诊断：重型精神病。1981年2月2日，校方党组给潘父母致信，要求潘自动退学，潘的家长签了字。在毫不知情的情况下，潘退了学，由此对父母产生了不满，退学后立即割断了与家里的联系。 “开始时，我住在北京火车站候车室。一次，我发高烧，连续三天滴水未进，更没有食物充饥，只是倒在长椅上昏睡，到了第四天，才扶着墙到盥洗间喝了些凉水，回到那椅子上继续坐着，直到退烧才走出候车室”。两年中找不到工作，他要过饭，当过搬运工，睡在桥洞和火车站。1983年他被牵涉进一桩盗窃案，正赶上“严打”，坐了三年半牢。他不希望有人去探监，出狱时也没有通知家人。 此后他什么活计都干过，房地产，广告公司，图书出版，软件，计算机设备，营销，“坑蒙拐骗都干过，五花八门”。他还一度在中华英才网开设“老潘信箱”，为年轻人解决就业及人生困惑。“一不留神还蒙了个良家妇女，还生了个孩子”，儿子如今12岁。 早年寄居，大学被逐，以及之后的牢狱生活，使他觉得自己永远是个边缘人，“我在社会中的竞争力非常差，大学未毕业，什么都没有，剩下的就是观察思索能力及勤奋，弥补了自然的劣势”。 潘认为，那场人生观讨论是他人生中的灾难事件——“人生观讨论使我失去了正常人的福利资格，生活权利被剥夺了。1980年，当所有右派摘了帽子，我却被驱出校门，颠沛流离。” “我现在还在为历史、还在为那场讨论付出代价。有人说我应该和《中国青年》杂志打官司，又不是我自己想参加那场讨论。如果正常毕业，当时包分配，大学生很稀缺，进国务院部委的不少，可能也弄个官当当，现在没这个机会了。都是这场讨论，弄完后又把我轰出来。” 五 潘晓讨论也没有给黄晓菊带来多少好运。 这封来信掀起了令人始料不及的热浪，甚至引起了国家领导人的关注。1980年6月，党中央书记处书记胡乔木来到《中国青年》编辑部，对这场讨论予以肯定，并建议要让“潘晓”现身出场。 潘晓不是一个人。潘晓是两个人。潘晓是一代人。27年之后，潘晓之“晓”认为，“主观为自己，客观为别人，现在也觉得没有错，有没有更高的道德？也许有，但我没有找到”。但潘晓之“潘”却说，“潘晓讨论打开了中国社会的潘多拉盒子，从某种意义上说是现在世风日下的开端” 到七八月间，潘晓讨论热到了极点，《中国青年》将原来每期8页的专题版面扩大到20页，发表了许多讲述和潘晓类似甚至更为悲惨的经历的来稿；第8期还发表了武汉大学历史系学生赵林写的《只有自我是绝对的》一文，文中提出，“如果说学习其他学科的最终目的是改造世界，那么学习哲学的目的，就是改造自己，改造自己眼中的世界——自己变了，世界也就变了——只有自我才是绝对的”。 那时候，越来越多的读者和记者提出要见潘晓，还出现了很多冒充潘晓的人。编辑部把读者们写给潘晓的信的一小部分转交给黄晓菊。 8月，在杂志社的安排下，黄晓菊作为惟一的“潘晓”出场，在《中国青年》的编辑部里接受了中央电视台的采访，20日在《新闻联播》播出。黄晓菊在采访中说的一句话——“我们不能因为社会上存在着垃圾就像苍蝇那样活着”，立刻成为名句传播开来。 节目播出后，马上有报纸发表匿名文章，列举黄晓菊的种种缺点，比如脾气坏，对姥姥不好，等等。 1980年年底，形势 “急转直下”，开始反资产阶级自由化，潘晓讨论后来被称为资产阶级自由化的发端，与之并列的还有高校学生竞选事件。 但黄晓菊的心情还算不错。她跟杭州的一对姐妹书信来往探讨人生问题，并成为好朋友。她还去了杭州跟她们见面，在她们家住了几天，整日争论不休。她还去了武汉，跟赵林聊得也颇为投机。她发现自己的困惑不仅仅是她个人的，而是许多人共有的，这让她感觉好多了。 当年，她离开了工作八年的工厂，在《中国青年》杂志社的帮助下，进入中国青年出版社的发行部，不久后又成为中国社科院民族研究所的资料员。她结婚了，但由于她的“大女人”倾向，她离了婚，只身带着三岁的儿子生活。 “一定要自己主宰自己，不能没有我自己的意志，这是我人生的一个最主要的调子，我是个大女人，天生的，没办法，弄得满身都是硬伤和内伤”。她说。 不久后，她又失业了，南下海南，当过记者、保姆和广播电台热线主持人。1993年，她回到北京，开起了服装店。 来源：经济观察报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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