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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0 未完成的追问http://www.sina.com.cn 2007年05月26日 19:13 经济观察报
本报记者 刘溜 北京报道 1980年初，尚未开春，寒气很重，25岁的青年女工黄晓菊独自来到北京郊区的小汤山疗养院疗养，她的关节炎又犯了。关节炎已折磨了她多年，使她步履艰难。这一次是最为厉害的一次发作，她几乎不能行走，膝盖、踝关节全是肿的，深入骨髓的疼痛令她的心情更为抑郁。 与此同时，21岁的大二学生潘也在苦闷中度日。几个月前，潘喝下浓缩来苏水自杀，被抢救过来，重新回到这“悲惨的世界上”。 那本是一个振奋的年代。刘少奇在含冤死去十一年后得到了平反，全国下半旗致哀；最高人民法院开始审判林彪集团和江青集团。华国锋辞去职务，“两个凡是”的时代终结。 年轻人热切地寻求表达和发言的机会。1979年北京西单出现大量大字报，对中国政治体制提出看法和要求，号称“西单民主墙”，于当年年底被取缔。1980年北京各高校学生直接竞选区里的人大代表。在潘印象中，那是他所见识过的选举活动中最火热的一次——“火热到什么程度？火热到人人都可以报名、自荐。经常在一堂课快结束时忽然闯进来一个人，走到讲台上就开始讲我是谁谁，我的竞选主张是什么。学生还成立了北京高校竞选联盟。这场学生运动规模虽不大，但质量很高。” 那又是一个苦闷的年代。文革不仅造成了文化的荒漠，也造成了心灵的荒漠。那一年刘心武发表了《爱情的位置》，一位当时还在农村插队的知青给作者写信说，当他在田野里干活时，忽然电线杆上的高音喇叭里开始广播《爱情的位置》，听见“爱情”两个字他吓了一大跳，“觉得发生了政变”。 面对外在世界眼花缭乱的变化，从荒漠状态中惊醒过来的人们陷入深深的困惑之中。社会的困惑首先落到了青年人的身上，他们还未形成稳固的世界观和人生观，刚刚接受了一个个被强加的价值理念，随即就眼看着这一个个理念不断地被否定；偶像崇拜曾是他们的生活基础，如今却造成了他们无法填补的内心空虚。 《中国青年》杂志社的编辑们觉察到了年轻人这种普遍性的苦闷。1980年4月，黄晓菊和潘分别接到《中国青年》马笑冬和马丽珍两位编辑的约稿邀请，二人各写了一篇文章，后来被合成一篇 《人生的路呵，怎么越走越窄》，以读者来信的方式发表在《中国青年》1980年第5期。署名的时候，编辑从他们二人的名字中各取一个字——“潘”和“晓”。 这篇并不算长的文章开头便是一种绝望的口气，“我今年23岁，应该说才刚刚走向生活，可人生的一切奥秘和吸引力对我已不复存在，我似乎已走到了它的尽头”。然后“潘晓”历数了自己在家庭、单位、朋友、恋人面前所遭受的挫折，作者发现，《钢铁是怎样炼成的》和《雷锋日记》已经不合时宜，葛朗台、聂赫留道夫式的自私自利的人物却比比皆是，社会公开宣扬的理想和道德在现实面前是那么苍白、可笑、缺乏说服力。 由此潘晓得出一个结论：“任何人，不管是生存还是创造，都是主观为自我，客观为别人……只要每一个人都尽量去提高自我存在的价值，那么整个人类社会的向前发展也就成为必然了”。 但潘晓还是感到困惑，“有人说，时代在前进，可我触不到它有力的臂膀；也有人说，世上有一种宽广的、伟大的事业，可我不知道它在哪里。人生的路呵，怎么越走越窄……” 潘晓的困惑也正是许多年轻人的困惑。很快，潘晓的来信引起了无数年轻人的共鸣。《中国青年》持续发表讨论文章，总共8期，一直到当年的第12期，共收到读者来信6万多封，有数千万人参与了这场有关社会伦理与人生观的大讨论。这是一场中国历史上为数不多的全民性大讨论，是改革开放后中国青年接受的第一场思想洗礼。 就这样，潘晓，一个半虚拟的人物，一个追求自由、追求自我的勇敢者，一个与现实格格不入的孤独者，一个探求人生意义的困惑者，成为了1980年最为深入人心的人物。 黄晓菊、潘，这两个素不相识的年轻人，从此被一个共同的名字——“潘晓”联系到了一起，1980年他俩曾有过会面，却并没有给彼此留下深刻的印象。短暂的照面之后，他们走着各自不同的人生道路。二十七年后，当他们回过头来看这场人生观讨论，二人的看法也相去甚远。不过，他们怀着不同的感情、或情愿或不情愿地承认，他们的人生都因为这场讨论而发生了某种改变。 二 潘和晓，是性情截然不同的两个人。 那时的黄晓菊还很美丽，身材苗条，经常穿一身与众不同的中式对襟装，那是她扯来布料请裁缝按自己的主意做的。她热情开朗，一遇到相投的人便恨不得向对方掏心窝子。她性情激烈，无论在学校还是在工厂都被视为不受欢迎的叛逆者，25岁的她已经有过几次因不满的言论而被好友告发的经历。 那几年外在世界变化剧烈，她心目中那个“非常之人、伟大的人、真正意义上的男人”——毛泽东已经过世，然后是有关真理标准的大讨论，改革开放启动，中国历史转向。黄晓菊当然关注这些变化，但她真正关注的不是政治，而是个人的根本问题——人为什么活着？活着有什么意义？她希望找到一个确切的答案。 在厂里，她经常向同事们提出一个开玩笑式的选择题，“假如我有机会得到毛主席或阿兰德隆的接见，两者只能选一，你会选哪一个？”那时正是《佐罗》风行全国的时候，阿兰德隆迷倒了无数男女，对这个问题，很多人陷入了两难。“其实到现在为止，我自己也不知道该怎么选择”，她笑着说。 她参加了工人俱乐部的文学创作班。他们往往在下班后聚在一起探讨人生问题，她的发言总是尖锐而慷慨激昂。她引起了一个前来参加活动的人的注意，这人是《中国青年》杂志的编辑马笑冬。 在小汤山的一个月里，黄晓菊跟新相识的病友也是走到哪儿讨论到哪儿。在那里她还遇到了被称为“中国的保尔柯察金”的吴运铎。她苦闷，烦躁不安，总觉得这样活着是不对的，她有许多理想，她想成为影视编剧，但那时没有这个专业，她想当一名心理咨询师，但要考数学，她对数学毫无信心。她还想当记者、译制片配音、律师、教外国文学的老师。但因为身体不好，她只能接受分配，到一家残疾人工厂——北京第五羊毛衫厂当一名女工，在低陋的厂房里与身患各种残疾的人为伴。 潘则是一个孤僻的问题青年，1.87米的高个儿，异常地瘦。这位北京经济学院数学系计算机程序设计专业的大二学生，从小寄居在亲戚家，深有寄人篱下之感。他说自己是 “抵触社会，背叛人民”，实际上他高度关注社会，1976年“四五运动”时，他天天泡在天安门广场，1979年西单出现民主墙时，他又几乎天天泡在那儿。 他极其敏感，自尊心极强。上大学后，学校第一次举办越野比赛，谁都不知道谁的底，那是1978年12月，其他参赛者都穿着小背心小裤衩，只有潘一人穿着长衣裤，他想的是“万一丢脸就神不知鬼不觉地中途开溜”。结果他超过一个又一个人，快到终点时，他的同班同学说，前面还剩一个人了。他没有开溜，获得了亚军。“这长跑放大了，基本上就是我的人生，在各行我的先天条件都不是很好，所以尽量低调”，他说。 来源：经济观察报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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