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0 未完成的追问(2)

　　三

　　《人生的路呵，怎么越走越窄》中描述的种种挫折，大部分都是黄晓菊的亲身经历。

　　黄晓菊是跟着外公外婆长大的，那是一个革命家庭，外公外婆都参加过抗日战争。五十年代初母亲去内蒙古支边，与当地一位解放军连长结婚。一岁半时父母把她送往外婆家抚养。

　　外婆家在北京儿童医院对面的一栋两层的红色筒子楼里。虽然父母不在身边，但在外婆家，她得到了众星捧月般的宠爱。

　　“我不管信起什么来都特别热烈特别认真”，她说。在她上小学和初中时，共产主义的美好远景曾令她激动不已，她觉得生活应该是那样，人人平等，各取所需，各尽所能。她每天狠斗私念，自我批判，去街上贴大字报，渴望成为黄继光、雷锋那样的英雄人物。夜里听到广播说毛主席发表了新的文章，就毫不迟疑地起床，去参加游行。有时坐在公交车上，她会突然旁若无人地大声念起毛泽东语录来。

　　她喜欢看书。文革后期，一批世界名著开始秘密流传开来，《红与黑》、《简爱》、《约翰·克利斯朵夫》、莫泊桑的短篇小说等等，她都看了。

　　“这些书多好啊，它跟正常人的思维更接近，有喜怒哀乐、爱恨情仇，很丰富。而革命狂虽有激情，但多空洞啊，激情过后什么都没有，没有人性的东西。”

　　那时她已是十六七岁的大姑娘了，“那个时候，男女同学互相不说话，如果喜欢的话都以特别扭曲的形式表现出来，吵啊，打架，不能有正面的表达。老师、家长都严令禁止谈恋爱，说这是肮脏的资产阶级思想意识”。

　　黄晓菊不再这么认为，她对一个要好的女同学讲起 《简爱》和 《红与黑》，并说，“怎么能说爱情是肮脏的呢，我觉得挺美好的啊”，女同学听得直点头。女同学家境不好，特别朴实，黄晓菊经常带些大白兔奶糖分给她。她喜欢跟朴实的女孩子交朋友。

　　不久后，政治老师组织全班同学发起了一场 “意识形态领域里的阶级斗争”，批判对象就是黄晓菊，罪名是看黄色小说。

　　政治老师刚说完，她看到那名女同学腾地站起来，换了一张义正辞严、非常革命的脸：“我揭发黄晓菊，让我看资产阶级小说，还给我买糖，收买我！我们贫下中农不吃你的臭糖！”

　　黄晓菊气极了，哐地一下摔门而去，丝毫不管班上正开着批判会。

　　从此后，班上只有极少的同学敢再跟她说话。突如其来的背叛给她带来了巨大的伤害，她震惊、焦灼、困惑，孤立无援，甚至自我怀疑：“是不是自己真的坏，可能自己真的是资产阶级了吧，《红与黑》里的东西跟革命肯定是背道而驰的啊。”

　　她的中学时代就是在这样不断挨批中度过的。先是被揭发，然后是接受批判，没完没了的煎熬。她看书，写日记，批判自己，就这么过来了。

　　数年之后，她看到刘心武的《班主任》，才想到政治老师可能也是挺变态的，可能也是因为自己的生活出了问题而把气撒在学生头上。

　　更多年之后，她才看清了这件事的影响——它残忍地毁掉了她对别人乃至最亲近的人的信任，“人心怎么那么险恶，怎么那么坏，一个小女孩背叛另一个小女孩，站起来忽的那张脸，那么无辜那么小的脸，居然翻成了那样，太可怕了”。

　　18岁，因为严重的关节炎，黄晓菊几乎走不了路。她因此而免于下乡插队，并分配进了残疾人工厂。在北京第五羊毛衫厂的流水线上，轧衣服，绕线，她都干过。后来她学会了修补毛衣的技术，能把落针的地方不露痕迹地修补好，还带了徒弟。她在羊毛衫厂一待就是八年。

　　生活的流水线给她带来了新的反叛和背叛，更重要的是，带来了她的初恋。她喜欢高大的、阳光的男孩，当然还得能跟她探讨人生。她的初恋恋人正是这样的。这段恋情持续了一两年，他们连手都没有拉过，经常谈论人生问题。她觉得非常美好。

　　后来她的恋人悄然离开了她。她去他家找他，却发现住的已是另外的人家。连告别都没有，他就出国了。留下她独自伤心，一直耿耿于怀。

　　来源：经济观察报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