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在起草《合作社法》时，曾讨论过一种解决办法。就是在成员入社时，可能没有出资，但做出这样一个承诺：如果发生债务清偿问题，每个成员以相应的份额对合作社债务承担责任。这种风险虽然是一种压力，但市场经济强调的是公平竞争，虽然可以优惠政策、财政补贴等来扶持合作社，但不可使它与市场主体处于不公平的交易环境中。

　　中国报道：农民受自身积累的限制，能投入合作社的资金往往很有限，有人提出，农民可以采用土地使用权入股的形式加入合作社，您对此持何种态度？

　　任大鹏：已经有了这样的实例，北京第一家土地专业合作社(平谷百合兴盛土地专业合作社)已经在工商部门注册登记。《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村土地承包法》中规定承包方“可以自愿联合将土地承包经营权入股，从事农业合作生产”，因此是有法律依据的。

　　但这个问题比较复杂，我前前后后跑了不少合作社，也接触到不少以土地入股的例子，这里入股的概念和法律上通常所说的股份概念并不完全一样，因为股份不仅代表着股权，同时代表着一种股东责任。农民以土地使用权入股，一旦发生合作社债务清偿，是不是意味着可以以土地清偿债务呢？显然是做不到的。多数合作社在这个问题上没有事先的考虑。四川的一个西兰花合作社倒有个方案，以土地入社的，如果发生清偿，一亩地折算100元钱，这样实际是把土地的数额作为分红的依据，而不是承担债务和行使表决权大小的依据。

　　这也与土地承包经营权的保护密切相关，土地股份合作是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的一种形式，必须坚持依法、自愿、有偿的原则。

　　中国报道：国家对合作社有优惠政策，为什么还存在很多合作社不去工商部门登记的现象？

　　任大鹏：首先，很多农民在认识上并没有意识到登记明确合作社的法人地位的重要性。

　　另外，现在已经有合作社的规模辐射到跨村庄、跨乡镇，一旦登记，就面临着明确财产关系的问题。北京门头沟京白梨协会在《合作社法》颁布后，去工商部门登记，由于涉及若干个村镇，于是就有了这样的顾虑：因为大多数资源是由村集体提供的，一旦登记，其他村镇的合作社成员就可以名正言顺地使用我们的资源，对于本村未入社的其他农民也是不公平的。

　　中国报道：《合作社法》是否有落后于实践发展的地方？

　　任大鹏：我国农业合作社20多年的发展路径有其独特性，《合作社法》也充分认识和体现了这种独特性，从某种意义上说，《合作社法》中的一些规定和我国合作社的实践本身对国际合作社运动就是一种贡献。

　　另外，合作社本身有它发展的阶段性，传统的合作社更多体现的是人人平等的民主思想，现代意义上的合作社，尤其像美国、加拿大的新一代合作社呈现出越来越强烈的资本化倾向，与公司之间的界限越来越模糊。我们的合作社既不同于经典的合作社，也不同于所谓的新一代合作社，因此在起草《合作社法》时更多地强调体现自己的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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