搞好善款监督是最大的慈善(4)

　　异地劳务赈灾，震区灾民输出地主要是东部沿海省份，然而，尽管四川省政府已紧急组建“震区劳动力转移就业办公室”，并四处向东部省市接洽求援，但东部省市应者寥寥。迄今除浙江温州主动与四川联系，愿为震区灾民提供8000逾就业岗位外，其它省区均不为所动。笔者注意到，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已下发通知，要求各地集中或调济一批就业岗位，统一实施劳务赈灾。然而，政策之所以难以落地，关键是配套政策不明晰，劳务输入地政府和企业缺乏劳务赈灾的积极性乃至顾虑重重。因为这毕竟不同于一次性的捐款捐物那般”简约“，譬如，财政部允诺东部企业吸纳灾民就业可享受财税优惠，然而，就以“税收”为例，分为国税和地税，若减税，减谁的税？此种情况下，地方和企业怎么会有劳务赈灾主动性。

　　以工代赈措施救济灾民———历史传统和工作基础双双具备，而”拦路虎“很可能是中央与地方、部门之间的既有利益的重新划分或部分割舍问题。指望这项举措迅速推开，仅依赖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发个通知是不够的。

　　观点链接

　　抗震救灾期间对违法犯罪行为进行严惩，是为了保障灾区的社会秩序，为灾后重建创造良好的治安环境，这恰恰是司法实践对依法治国方针的最好诠释。

　　———《从重处罚是为了灾区的最大公平》，载于《东方早报》，作者：乔新生

　　灾区文化重建信息化建设尤为重要，物质的文化财产可能会被震毁，但数字化的文化财产却会超越时间环境，获得传播与弘扬。这次四川大地震也给文化工作提了醒，各地在建设文化硬件之时，要将文化网络建设放在重要位置之上。

　　———《灾区复苏不可忽略文化生态重建》，《新京报》社论

　　经此一难的考验，我们要充分认识到民间力量的重要，并且鼓励各种民间组织的成长，使之在关键时刻能够更有效地帮助政府对付紧急局面。

　　———《民间要有常备的救援队》，载于《新闻晨报》，作者：薛涌

　　如有“巨灾保险”分担，政府压力减小，自然不必采取这种直接干预的手段。从另一个角度看，这显然更有利于市场经济的长远健康发展。

　　———《“巨灾保险”不宜再拖延》，载于《广州日报》，作者：王文琦

　　整个救灾中最揪心的阶段已经过去了，救灾工作转入灾民安置与灾后重建阶段。然而，关于这场灾难的历史叙事却刚刚开始……怎样讲述有关汶川的地震故事那是创作者的自由……但是，至少应有面对灾难的反思，避免落入某些传统思维的陷阱。

　　———《拍震灾电影要有对灾难的反思》，载于《深圳商报》，作者：于德清

　　表达对灾区人民的爱，不仅要有一个良好的动机，还应有一个合乎当下实际情况的方式，这样，才更能使灾区人民得到爱、鼓舞和力量。

　　———《先别急着去灾区搞慰问活动》，载于《市场报》，作者：鹿永建

　　开发商模式推高房价给全社会带来的教训是深刻的。大地震是一场民族灾难，我们应该万众一心，为灾区重建家园，而这一过程中必须让逐利者走开，这既是确保灾后重建公益性的需要，也是确保建筑质量的需要。

　　———《灾后重建不应由开发商主导》，载于《上海证券报》，作者：蒋永松

　　更多精彩评论，更多传媒视点，更多传媒人风采，尽在新浪财经新评谈栏目，欢迎访问新浪财经新评谈栏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