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个错误我觉得是中国的“三农”问题没有搞好。为什么？从1978年到2008年，广东有30年的经济发展，我们可以把现在的广东跟美国的麻省进行比较。20世纪初期麻省开始搞纺织业，五到十年之后，因为劳力成本提高，它转向机械行业，之后成本进一步提高，现在开始做生物制药行业。现在在麻省你根本找不到纺织厂和电子加工厂，这已经转移到了美国的北卡罗莱纳州去了。但是广东的发展轨迹跟麻省很不一样，它刚开始也是做服装加工，然后在服装加工继续做的同时又开始做电子，后来又做汽车。这就形成了一个现象，就是随着经济的发展，原有的产业没有被转移或者淘汰，而是在此基础上不断增加新的行业。为什么会这样？这是因为中国的劳动力是移动的，而工厂是不移动的，麻省则恰恰相反。

　　为什么中国有这么大规模的劳动力流动？因为农村的经济环境不行，农民无法在本地找到更高工资的工作。农村的金融环境、公共教育、公共卫生和法律社会治安等方面出了很严重的问题，迫使农民无法在本地打工或创业，而只能选择去广东和江苏打工。这使得广东的企业家没有任何积极性去迁移工厂、改进技术和增加投资，而且蜂拥而至的农民工压低了这些地区的人均工资，也使得劳动力密集型的生产方式在广东一直保留至今。

　　回过头来看，一方面中国的农村经济环境不好，导致农民工的大量涌向城市，人为的压低了城市的人力成本；另一方面中小企业的贷款又很难。这就意味着劳动力对资金成本的比率大大下降，这样一来民营企业自然愿意采取多使用劳动力、少使用资本的生产方式。这种选择对企业来说是非常理智的，但却会造成企业自主创新能力不强、产品附加值过低的问题。现在我们天天在说自主创新，天天在批评那些劳动密集型的低附加值企业，但我们恰恰忘了正是现实环境逼着它们作了这种选择。

　　这就是我们过去所犯的错误。现在政府开始强调关注中国的农村问题，我觉得这是正确的。但这些问题是很多年积累而形成的，不会马上得到解决。我认为要解决这些问题，不能简单的依赖汇率升值，也不能寄希望于《劳动合同法》，而是要去纠正过去的错误，创造一个适合民营企业发展的有活力的良性的经济环境。

　　《21世纪》：问题是长期的，但现在形势却是日益严峻，也许没法子让我们很从容的去解决这些问题了。您这么说不是意味着中国经济必须要进行非常痛苦的结构性改革了吗？

　　黄亚生：要解决这些问题中国肯定是要吃苦的。现在这些短期的解决方案，第一可能达不到预期的结果，第二可能会使其他的问题变得更严重。要解决长期问题应该通过长期手段，从短期来讲，我看不出有什么特别好的解决方案。所以，在某种意义上说，我对未来一段时间的经济形势是有点悲观的。

　　(本报实习记者林美玉对本文亦有贡献。文章欢迎读者来信交流，邮箱guchongqing@gmail.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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