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亚生：从政策夹缝中拯救中小企业

　　专访美国麻省理工学院斯隆管理学院黄亚生教授

　　令人担忧的中小企业

　　《21世纪》：今年是《劳动合同法》施行的第一年，从表面上看，这部法律对员工的利益偏向较多，因而获得了劳方的普遍认同。但一些经济学家和企业家也每每利用各种场合宣称，过高的劳动保护实际上抬高资方投资设厂的门槛，打击其投资积极性，降低经济增速，最终会损害劳动者的利益，是一部典型的好心办坏事的法律。在某种程度上，大家也认为低工资和低利率形成了“中国制造”的一个重要比较优势。但在实际争论中，双方还是互不相让，对此您怎么看？

　　黄亚生：现在中国面临着本地企业创新乏力、劳动者收入增长过缓等种种问题。但在我看来，这些问题本质上都是长期积累所致，像颁布法律提高劳动者地位这样一些短期的解决方案，可能不但于事无补，而且会使现状变得更加恶劣。2008年施行的《劳动合同法》人为地提高了企业的人力成本，要求企业与员工签订长期的就业合同，在我看来这种做法是非常错误的。

　　《劳动合同法》可能造成的一个后果是使中国的就业变得更加困难。过去低工资的方式至少还可以勉强解决就业问题，但是新法限制了企业家在就业方面的灵活性，势必会减弱他们创造就业的积极性。而中国民营企业少有的亮点之一就是在过去十几年中创造了大量的就业机会，这反过来又会打击中国民营企业的发展。

　　《劳动合同法》的本意是好的，希望提高员工地位，保障其利益，也希望可以通过提高企业经营成本的方式来迫使企业向自主创新的方向转型，但实际上我个人比较质疑其最终效果。原因在于，首先，这能否促进科技创新仍不确定。新法只能提高企业的劳动力成本，让那些依靠廉价劳力运转的企业无法再继续生存下去，但影响科技创新的其他因素，比如融资难和产权保护不力的问题，它都无法解决。其次，这可能会造成失业。在我看来中国面临的最大问题不是企业创新不够，而是就业不足。

　　《21世纪》：您提到了就业的问题。现在不但在《劳动合同法》的问题上，在人民币升值的问题也出现了相似的争论。一边认为假如中国的宏观经济要恢复平衡，那么人民币需要升值；一边认为人民币升值对出口企业，尤其是劳动密集型的中小出口企业打击很大，因此要慎重。您对这样的争论又持什么观点呢？

　　黄亚生：实际上，我对这些争论的观点和我对中国中小企业的研究有很大的关系。先说明一点，由于中国的大企业主要是国企，因此这里的中小企业主要指的是民营中小企业。在这次访谈中，中小企业和民营企业这两个概念是可以互相替代的。

　　目前中国的中小企业面临着多重压力。首先是汇率压力，名义汇率现在主要看的是人民币对美元的升值，但由于通胀的因素，人民币的实际汇率可能对所有的货币都在升值。而决定出口企业国际竞争力的是实际汇率，而非名义汇率，也就是说，无论名义汇率是否升值，中国那些从事出口生产的民营中小企业都面临着越来越大的汇率升值压力。

　　其次，原材料成本和能源成本在上升，工资上涨的压力也在增大，这里面就有《劳动合同法》的因素。

　　再次，环保等标准的提升也在加大中小企业的经营成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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