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亚生：从政策夹缝中拯救中小企业(4)

　　《21世纪》：但政府这几年也一直在强调要推动经济转型，促进高技术企业的发展，那你对这点怎么看？

　　黄亚生：企业是一个有机体，它的成长要经历一个从低技术到高技术的自然过程。但高科技和低科技的划分，不是取决于企业做了什么产品，而是取决于企业怎么去做这个产品。不能笼统地认为生产纺织品一定比制造计算机的科技含量低，例如我所任职的麻省理工学院目前甚至在研究衣服的形状和结构是否可以随着人体温的变化而变化，而这是属于纺织的领域。但可悲的是中国目前在这方面的划分标准主要是产品，生产计算机就是高科技，制造纺织品就是低科技。

　　实际上，在一个市场经济国家，这种划分不应由政府来做，而应由企业家自己来做。当面临激烈竞争的时候，企业家必然要选择高科技和更高附加值的产品。为此，企业家也将会决定使用何种技术最为经济，最能实现利润的最大化，由此源源不断的推动科技产业化的发展。而由政府来决定企业的发展方向很可能会断送中国企业的科技创新能力，这将是非常可惜的。

　　《21世纪》：从去年下半年开始，为了控制通胀，政府对银行信贷总量进行了行政控制。面对有限的信贷总额，银行作为一个理性的商业机构，自然会将资金更多的贷给大企业，因为这样风险较小。但也由此造成了一种局面，就是中小企业成了信贷紧缩的第一个牺牲者。您对此怎么看？

　　黄亚生：肯定是这样的。我讲两点，第一，在中国，给民营企业的信贷大概只占整个贷款总额的20%到30%。但这一指标在上世纪50年代的中国台湾地区就已经达到了40%的水平，十几年后这一比例到了80%。国内的经济学家过去总是说，1978年国内银行给民营企业的贷款是0，现在已经有这么多了，所以这些年中国在这方面取得的成绩是巨大的。但问题是1978年的0是非常反常的现象。实际上与其他类似的经济体相比较，中国这方面的发展是很缓慢的。

　　第二，从中国以往的经验来看，每一次中央政府在治理通货膨胀的时候，最受打击的肯定是中小企业，你刚才提到的贷款额度就是一个例子。中国实际上是面临着一个微观和宏观的矛盾。微观上，要实行比较理智的经济政策，就要支持中小企业的发展。但这在宏观上又可能造成货币的过度供给，引起通货膨胀。因为很难想象，银行会首先贷款给中小企业，而非国有的大企业。由于经济环境的限制，中国经济在微观和宏观上长期存在这样的矛盾：保持宏观稳定就要牺牲微观的效率，提高微观的效率又可能牺牲宏观的稳定。如果不改变一些相关的制度，那么这种矛盾会永远存在。

　　《21世纪》：现在政府在大力倡导要提高工业附加值，实现产业升级。许多地方政府都不遗余力地致力于此。但是与此同时，我们也听到了不同的声音，一些经济学家就指出这种观点是不正确的。您怎么看？

　　黄亚生：一个国家的经济肯定要从低技术往高技术发展，这是一个没有争议的问题。问题是当所有的地方政府都在提这个口号的时候，往往容易出问题。其实市场经济自然的发展结果应该是经济发达的地区自发的选择高科技产业，而欠发达地区会自发的选择搞低科技产业，就像美国的麻省和北卡罗莱纳州，其产业结构是自然形成的，无需政府进行调整。但中国的问题是贵州、广东和上海的地方政府都在搞高科技产业，这就有问题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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