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亚生：从政策夹缝中拯救中小企业(3)

　　《21世纪》：但改革开放30年，中国经济也高速发展了30年，为何中小企业还是这样的状况呢？

　　黄亚生：你去看看中国的企业，会发现大多数中国企业的技术含量是很低的。比如广东，按照正常的发展状况，30年的高速发展，广东现在应该会出现一批高、精、尖企业，但现实是企业在技术和品牌上依然表现平平。我个人认为，这主要是由不合理的政策和体制造成的，不是经济正常发展应该出现的结局。

　　从比较优势理论出发，在动态上讲，广东的企业应该向高科技方向发展，但是结果并不是这样。我认为其中关键的原因在于发展这些行业的政策和手段是不适合市场经济运作的。现在很多行业都是国家投资，或者地方政府投资的，在激励机制上，它们会比较偏向于资本密集型企业，而不是创新型企业。所以中国目前的主要行业，如钢铁业和铝制造业，仅仅是在重复美国19世纪和20世纪初期的轨迹，并没有什么创新，那些真正能够创新的民营企业却缺乏必要的法律和金融支持，这就是问题之所在。

　　假设中国具有良好的金融和法律环境，在制度建设上保护真正创新，那么中国应该是可以与美国和非洲同时竞争的。因为上海和北京这些城市的人才实力、科技含量，在某种意义上是可以和美国的波士顿、旧金山进行比较的。同时，贵州、湖南这些省份的人力成本优势，又是可以和非洲、墨西哥去竞争的。但现在我们走的是美国和日本的老路，发展污染性很强的制造业，尤其是重化工业。导致的结果是GDP增长了，但并没有有效带动社会就业，而且造成了环境污染等很多问题，在国民总福利上，可能是得不偿失的。面对这种结果，我们现在也许应该反思一下这种政府推动型的经济模式了。

　　中小企业丧失创新机会

　　《21世纪》：美国的技术创新绝大多数是中小企业推动的，但中国的中小企业似乎并非创新的主体，这和美国是正好反着的。

　　黄亚生：这种现象是政策造成的。我过去有一次在上海，希望那里的官员安排我接触一下当地的民营企业，结果对方的第一个反应是很惊讶，因为他无法理解为什么一个美国的大学教授会对那些“卖茶、卖菜”的民营企业感兴趣。但在我看来，他的这种态度才有些奇怪。因为现在美国的很多知名企业，比如微软和惠普，在早期都是“个体户”，惠普甚至是从车库里发展起来的。而这些小“个体户”在美国之所以可以一步步发展成今天的大企业，主要的原因就是它们拥有良好的法律和金融环境的支持。

　　过去十几年中国一直在强调大企业，付出的代价可以说是惨痛的。把大多数的资金都安排给了大企业，从而使得很多中小企业丧失了改进技术、创造革新的机会。而大企业的发展往往依靠的是成本优势和高消耗的模式。过去我们提出过“做大做强”企业的口号，其实这是不合理的。比如2006年上汽集团进入了《财富》500强，表面上看上汽销售额很高，利润也很多，但对全社会来说，它生产的桑塔纳汽车造成的环境污染是很严重的，而这个成本上汽并没有承担。《财富》500强主要是以上一年度的总营业额为指标进行排名，但这就相当于全社会付出的成本跑到上汽集团的帐号里去了，然后上汽再用这个帐号争取了一个财富500强的席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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