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开放中的经济学家声音(2)

　　勇敢推动历史进程

　　既是学者又曾是政府高官的高尚全则是中国改革进程中推行市场经济的最积极的倡导者之一。1987年3月20日，高尚全在中共中央党校做了题为“探索和创立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经济体制”的报告，提出计划与市场结合的目标模式应该是“国家调控市场，市场引导企业”。1987年8月20日高尚全对计划与市场的关系提出三点意见：一、计划调节和市场调节是一种手段和手法，并不是社会制度的属性；二、用国家经济合同逐步替代指令性计划，是社会主义商品经济发展的需要，是改革的必然趋势；三、随着经济发展和改革的深入展开，计划与市场结合的形式会发生变化。从实物性计划向政策性计划转变是经济发展和改革的需要。高尚全希望中央十三大在理论上有所突破，时任国家体改委主任的李铁映同志把他的材料转送中央领导。

　　1987年10月中共召开十三大，提出“社会主义有计划的商品经济体制应该是计划与市场内在统一的体制”，“利用市场调节决不等于资本主义”，“以指令性计划为主的直接管理方式，不能适应社会主义商品经济的要求”，“应当通过国家与企业之间、企业与企业之间按照等价交换原则签订定货合同等多种办法，逐步缩小指令性计划的范围”，“社会主义经济新的运行机制，总体上说应该是国家调节市场，市场引导企业的机制”。

　　然而在1990年，计划经济又回潮了，有人在《红旗》杂志、《人民日报》上写了好多文章，严厉批评市场化改革，认为改革是执行了资本主义路线。那时，有人又把计划与市场同社会主义制度联系起来，把计划与市场的争论提高到两条道路的斗争上来。还有一些观点认为，苏联之所以解体，就是市场化改革的结果。有人写文章批判说，“市场经济，就是取消公有制，就是否定共产党的领导，否定社会主义制度，搞资本主义”。

　　提到这段历史，高尚全说：“那时面临的选择只有两条：一是顶住压力，坚持改革；二是顺着否定改革的回潮走。新上任的国家体改委主任陈锦华选择了以理服人的做法，通过向中央送了两份材料，影响中央高层决策。我当时是陈锦华的助手，国家体改委副主任。”

　　据高尚全回忆，体改委呈送中央的两份材料中，一篇是对外经济体制司的《外国关于计划与市场的争论和实践以及中国的计划与市场关系的评论》，江泽民看了以后说，“材料很好，我看了两遍”，并批示中共中央领导参阅。李鹏看了以后，批示要党的十三届七中全会文件起草小组参考。当时，整理这个材料的一位副司长压力很大，怕犯错误，怕有人批评资产阶级就在对外司。

　　另一篇是1992年4月15日召开广东、江苏、山东等五个省的体改委主任座谈会后报送的材料。高尚全说，这个座谈会的议题就是讨论计划与市场的关系。座谈会很神秘，规定不带助手，不做记录，不得外传。因为在当时对改革的非议没有过去，讨论这个问题很敏感。

　　根据讨论，陈锦华亲自向中央写了报告，认为从五个省的实践看，凡是市场机制运用得好的地方，对经济发展和人民生活的提高都起到了巨大的作用，说明市场经济这种手段和方法，可以为社会主义服务，希望党的十四大在计划与市场的关系上有所突破。

　　高尚全认为这两份材料对中央的正确决策起到了重要的参考作用。“当然，最后起关键作用的还是小平同志。对全党通过的十三大报告，小平同志说一个字都不要改。”

　　创造发展改革理论

　　在传统与变革交错的岁月里，中国的一批具有远见卓识的经济学家为打破坚冰、探索创新富国强民之路发挥了独特而不可替代的历史作用。厉以宁也是其中的一个名字。厉以宁是国内最早将不同经济体制进行比较、力主改革传统计划经济体制的经济学家之一，他在对中国以及其他许多国家经济运行的实践进行比较研究的基础上，发展了非均衡经济理论，并运用这一理论解释了中国的经济运行。在中国经济学随着经济体制改革在上世纪80年代逐渐发展成为最有生气、最具活力的学科的转变中，厉以宁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当改革刚进入起步阶段的时候，厉以宁就提出，改革是世界潮流，中国经济体制改革势在必行，不可逆转。他关于所有制改革是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关键、股份制是所有制改革的重要实现形式等一系列著名论断，在学界深具影响力。他的理论主张，在上世纪90年代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实践中得到推崇和全面施行。

　　应当说，改革理论的创造及其体系的构造是学者和官员们共同努力的结果。

　　人们也许都还记得，上世纪80年代，经济改革在中国大地如火如荼的时候，政治家们、官员们都对改革充满激情。现任中国改革经济体制研究会副会长的石小敏曾充满感慨地坦言：那段历史很不平凡，经济学家和政治家、官员们在当时要做一点贡献也都很不容易。

　　石小敏认为高尚全是典型的学者型官员，长期思考现实的问题，并提出能被上下融通的对改革实践有进一步推进作用的政策建议。理论界因为纯粹研究理论问题而对这些提法常常不以为然，这是由于分工不同，看问题角度也就不同。

　　回顾改革实践的发展，我们的确可以看到很多精彩的历史瞬间。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另一位副会长杨启先说，中共中央在1984年明确提出，中国要搞商品经济。虽然这在理论上屡有提及，但中央文件上尚未写入。中共中央总书记胡耀邦当时就向中央建议，要专门搞一个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这个决定从1984年6月份开始起草，10月才结束。在起草过程中，对于究竟要不要提出“商品经济”，有一个争论的过程。刚开始时，起草班子里绝大多数人还是老观念，在起草稿的提纲里甚至连“商品经济”也突破不了。“结果，提纲拿到8月份的北戴河会议上讨论时，胡耀邦很不满意。于是就重新改组了起草小组。以中央政策研究室主任副主任林涧清为首，郑必坚、龚育之、林子力、罗金杯等都吸收进来，还增加了高尚全，经委方面则增加了谢铭干、刘树人等人。”

　　杨启先曾担任过国家经济体制改革委员会综合规划局局长、国务院经济改革方案研究办公室副主任。他熟悉中国建国以来经济发展的曲折过程，也对中国实行计划经济和市场经济的历史、成功经验、问题教训，以及进一步深化改革的重点和难点等，有系统的了解与体会。

　　他在回忆中提到，新的起草班子从8月份工作到10月份。这期间出现的最大突破发生在9月初，当时的国务院主要领导人赵紫 阳给邓小平写了封信，提出这次决定可以写进“有计划的商品经济”这个很关键的内容。杨启先说，这就等于是承认了中国是商品经济社会。对此，邓小平、陈云和李先念都批复了。邓小平后来还指出，这是社会主义经济理论上的一个伟大突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