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银河：真正的变化要开始了(2)

　　经济观察报：我在采访梁治平时，他就提到了这篇文章。当时你才26岁。这篇文章打破了不允许谈论民主的禁区，从此出现了不少研究民主的文章和书籍。

　　李银河：我们提得比较早，当时正值思想解放，大家需要听到这种声音。当时整个社会都在反思 “文革”，“文革”最主要的教训不就是缺乏民主和法制吗？所以当时就写了这篇文章。当时之所以能发出这种声音，也是领导的意图，如果领导不同意，也发不出来，因为我工作的地方是国务院研究室。我记得同时发表的还有《人民万岁》，也是总结和反思 “文革”的。

　　《要大大发扬民主，大大加强法制》开篇即发出了这样的质问：“四人帮”及其追随者尽管掌握了大得惊人的权力，人数却只是一小撮。那时候我们几亿人民为什么没有能够及早地揭露和打倒他们，从而避免更大的灾难、保卫几十年流血牺牲取得的革命成果呢？我们的回答是，必须建立社会主义民主。我们写道：“必须着手健全立法和司法。首先要使人民的一切民主权利精确地、完备地记载在各种法律里，并且要使它们具有任何人不得违反的法律效力。”

　　经济观察报：到今天这篇文章还是很有意义的。有意思的是，20年以后，中央编译局的俞可平先生写了一篇文章《民主是个好东西》，被认为是重大突破，甚至引起了一场争论。

　　李银河：是吗？其实，民主法制从“五四”就开始讲了，经过“文革”的反复，又回到蒙昧的状态，然后又开始启蒙。“五四”不就是呼唤“德先生”、“赛先生”吗？由此可以看出来，我们在不断地回到起点。

　　“我还是比较乐观的”

　　经济观察报：你在国务院研究室工作的时间好像也不长。

　　李银河：那时国务院研究室人不是特别多，办公地点在中南海。主任到底是谁我没弄清楚，反正于光远常去，邓力群、胡乔木有时候也去。我在那里入了党，因为国务院研究室的所有工作人员必须是党员。我们主要是起草文件，按个人的爱好来写的余地很少。所以我只在研究室待了一年，1979年末社科院成立马列所，当时于光远担任国务院研究室负责人和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他来筹建这个所，所以我直接就到这儿来了。

　　经济观察报：据说当时的马列所也是挺活跃的。

　　李银河：那当然，那个时候思想解放，还是比较活跃的，有各种各样的探索，实际上我们所有的思想根源也就是民主、自由、平等，后来反对精神污染运动等也是针对这些东西的。

　　80年代初，林春和我搞了一个“青年文稿”，当时的社科院副院长于光远对我们非常支持，这个 “青年文稿”得以在人民出版社出版，一共出了两本，其中一本叫《历史的沉思》，金观涛用“三论”(即系统论、控制论、信息论)来批判僵化的传统教条的论文就在那本书里登出来了。

　　经济观察报：你自己写文章了吗？

　　李银河：在马列所的两年里，我写了一些文章，其中包括一篇讨论“封建社会主义”的文章。

　　经济观察报：为什么要讨论这个话题？

　　李银河：文章也不是特严谨的研究结果，其现实意义可能更重一点。我感觉到当时中国的体制里头封建的色彩特别重，我试图用一个东西来概括当时的社会是什么体制，我姑且将其称为“封建社会主义”。

　　来源：经济观察报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