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银河：真正的变化要开始了(6)

　　经济观察报：当时这些题目敏感吗？

　　李银河：也没什么人管，比较自由。在当时，做什么样的研究是我常常思考的问题。我对当时文化界的信口开河大而无当十分反感，总觉得中国文化中有一种过于轻视经验研究的倾向。中国人喜欢有气势的东西，比如《河觞》、《人妖之间》等。中国文化从古至今一直对经验研究不感兴趣，所以科学才不如西方发达。所有的文化人都在追求辞章之美、玄虚而飘逸的意境，或者是一种宏伟的气势。在改革开放之初，我与林春合写的《要大大发扬民主，大大加强法制》等文章大受欢迎，很大程度上恐怕是投合中国文化的“气势”和辞章之美。而在美国受了六年严格的社会科学训练的我，当时有个强烈的感觉：只有气势，没有经验材料做基础的东西在中国实在是太多了。简直可以说，除了这种东西，什么都没有。

　　经济观察报：这是你与思想界的区别吧。那时你和思想界接触多吗？

　　李银河：不是太多。回国后“文化：中国与世界”丛书编辑部把我拉进去，参加了几次活动，就是大家商量编书的事儿。

　　经济观察报：你们回国还赶上了国内的“文化热”。

　　李银河：赶上了，我翻译了一本讲社会学研究方法的书，就是列在“走向未来丛书”中出版的。这两个丛书里的人我都比较熟悉，一些人还是老朋友，出国之前就认识，有的甚至“文革”时就在一块，如王小强等。

　　经济观察报：当时国内思想界搞的是思想启蒙。

　　李银河：实际上说来说去还是非常简单的 “德先生”、“赛先生”，现在“赛先生”已经有了，但是“德先生”怎么样呢？从“民主是个好东西”的争论就可以看出来。

　　经济观察报：你回国一年后，80年代就戛然而止了。进入90年代知识分子就转向了，好像历史有一个截然的切面一样，突然就转了。

　　李银河：确实如此。进入90年代，我重新回到中国社会科学院，进入社会学所工作至今，致力于研究婚姻家庭、性别和性。而小波1992年辞职，成为一个自由撰稿人。

　　经济观察报：有人说，王小波实际上继承了80年代的思想，在90年代保持了思想启蒙者的形象。

　　李银河：应该说他是学者型的小说家，我更愿意称他是自由主义的学者。他整个的思想的脉络都是自由主义的。他生前给好朋友写的最后一封电子邮件说，“中国要有自由派，当从我辈开始”。他和“新左派”争论，始终是以自由主义的形象发言。

　　经济观察报：其实一些“新左派”就是你们的朋友。

　　李银河：是朋友，但是随着时代的演变，大家的认识发生了分歧，包括我那个朋友林春。

　　经济观察报：一些“新左派”对民主价值产生了怀疑，认为民主没有普适性。

　　李银河：如果说大家在国家发展路线上，比如说是应该更注重效率还是更注重公平，如果这些方面存在不同意见，各有各的道理。如果在民主问题上质疑，就不可思议了。怎么能说民主没有普适性？民主这个东西肯定是比专制进步，连这个最基本的判断都没有的话，那就回到帝制时代、“五四”之前了。如果连民主价值都否定了的话，那最多是个洋务派了。

　　来源：经济观察报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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