纵深推进改革开放

　　本报评论员 王梓 代忘 主持

　　根据国家统计局7月19日上午公布的数据,中国上半年GDP达到10万余亿元,同比增长11.5%,贸易顺差达到1125亿美元。虽然面临着CPI上行和外汇储备"过多"的压力,但这些基本数据显示,改革开放29年后,沿着自己选择的道路,中国经济正在继续创造奇迹。

　　通过29年的艰苦努力,中国的改革事业已经进入经济体制、政治体制、文化体制和社会体制改革齐头并进的新阶段。国有经济改革早已涉入深水区,2004年以来的改革争论并没有阻挡改革的步伐继续迈进;社会主义民主政治是执政党明确的目标,顺应了经济体制改革深化的要求和公民参政积极性的提高。

　　6月25日,中共中央总书记胡锦涛发表讲话,强调解放思想、改革开放、科学发展与社会和谐、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四个坚定不移对发展大局的重要性。在新一阶段改革即将展开的关节点上,针对过去近三十年改革过程中积累起来的理论与现实挑战,我们应该如何解放思想,继续将改革开放向纵深推进?如何在总体上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近日,本报邀请了中共中央党校<学习时报>总编辑、中国市场经济研究会常务副会长周为民教授,

北京大学电子政务研究院院长杨凤春研究员,中国人民大学行政学系主任毛寿龙教授,中央社会主义学院甄小英教授就相关问题进行探讨,是为北京圆桌论坛第140期。

　　解放思想 坚持改革

　　<21世纪>:6月25日在中央党校的讲话中,胡锦涛总书记将坚持"解放思想"放在四个坚定不移之首。在中国改革开放进入攻坚的现阶段,您觉得我们在哪些方面需要在理论上取得突破?如何将这些突破真正落实到改革开放之中?

　　周为民: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对前苏联模式的根本否定和全面超越。当然要坚持社会主义,坚持公有制,但必须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基本理论来认识什么是社会主义,什么是公有制,而决不能继续拿前苏联模式的旧观念来谈这些问题。所以,在如何认识改革开放、市场经济,如何认识社会主义,如何认识公有制经济、国有经济和非国有经济等等基本问题上,仍然要进一步解放思想,继续清除前苏联模式意识形态的影响。这是最重要的。

　　杨凤春:对下一步改革来说,思想解放是动力来源之一,尤其是在意识形态、理论资源和话语权方面,思想解放的作用可能是主要的。思想解放意味着一种物质的力量,这个力量和国家的政治、政策发生关联的途径,就是一个学风的问题。

　　在一般社会层面上需要解放思想的,不光是旧的意识形态,经济学家和政治学家们也需要解放思想。那些有学问但没有常识的人,要转变成既有学问又有常识的人。学风的转换,事实上是学人的替换,一代人完成使命之后,就该让下一代人来思考新问题。

　　在改革开放之前,我们有沉重的思想牢笼。改革开放以后,西学进来,我们又在自己身上套上了很多新的精神枷锁。学界的学风要改变,要立足于生活,面向实际的问题,这样的思想解放才能落到实处。

　　具体来说,最重要的就是要正确的认识改革,不要

神话改革,应该更好的反思改革。现在的问题就是以前改革的不到位造成的。要反躬自问:究竟要什么样的发展,才能够减缓这20多年来过度的机会主义和财富崇拜对人们的心灵幸福造成的伤害?

　　甄小英:现阶段是三个东西重叠在一起,一个是社会经济结构深刻转型,一个是我国进入人均GDP1000美元到3000美元的跨越阶段,第三是全面开放,我国社会呈现出一些阶段性特点。我们现在遇到许多过去从未遇到过的情况,解决这些问题也没有现成的经验可以照搬,当然必须解决思想,自主创新。

　　不仅经济、文化、社会建设方面需要创新,包括走中国特色政治发展道路,改革和完善党的领导方式、执政方式,党要依法执政的问题;包括坚持完善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不断完善执政党对参政党的领导方式问题,都需要解放思想,总结实践经验,不断改革创新。

　　<21世纪>:住房、医疗、教育等领域的改革也亟待推进。6月份的数据出来,全国

房价普涨,同时"看病难看病贵"、"上学难"等诸多问题依然没有解决。改革开放29年后,如何理解和应对中国社会面临的诸多挑战?

　　周为民:把"上学难"、"看病难"这些问题,看成是市场化造成的,这种流行观点是不对的。在医疗、教育这些领域,基本的格局是政府垄断。民办的医院和学校有一点,但根本不足以形成竞争。连最起码的打破垄断都还远未做到,哪来的市场化甚至还是什么过度市场化?

　　回想一下,在一切由政府垄断控制的计划经济年代,老百姓的生活有哪一样不难?政府费尽九牛二虎之力,组织生产和分配,还是样样难,样样缺。要讲关注民生,市场化改革从一开始就是为了解决基本的民生问题。放开市场以后,民生上的那么多难事还难吗?都不难了。现在几个突出的"难",恰恰是发生在仍然由政府垄断的领域(住房难也和政府既垄断土地又不能有效提供"廉租房"一类有关)。

　　既要保持垄断,又想尽可能地减少财政负担,让垄断部门自行去谋利生财,这两个一结合,事情就彻底乱了。问题的症结是这个。真正解决问题的方向仍然应当是推进市场化改革,不是说一夜之间什么都不管了,而是说这些领域都要开放,让民间的力量进来,逐步形成有竞争的市场,形成政府举办的部分和民间举办的部分之间的合理分工,提高资源配置的效率。面对现在的一些问题,不能南辕北辙地进一步主张强化政府干预,政府越控制越短缺。

　　从改革开放之初,收入差距过大造成贫富悬殊的舆论就很强。今天进一步突出了。当然现在确实是收入差距扩大的问题已相当突出,对这个问题是要努力采取有效措施来应对。

　　但要搞清楚一点,尽管市场经济本身会造成收入差距,但现在收入与财产差距扩大的问题,主要不是由于这个原因造成的,主要还是由于一些非市场、反市场的因素造成并加剧了分配不公。讲收入差距问题要注意把收入不均和分配不公区别开来。因此,解决这样的问题,最基本的办法不是否定市场化改革,恰恰是要靠进一步推进完善市场经济体制的改革,特别是深化要素市场的改革,来消除分配不公的体制原因。

　　毛寿龙:住房市场化改革带动了供给增加,很多人住上了好房子。不过,也导致了很多问题,比如现在城市土地基本开发得差不多了,在土地资源有限的情况下,随着经济增长,住房价格肯定上涨。

　　不同的时期问题的表现可能是一样的,但其性质以及政策意义却不尽相同。就住房来说,过去是公房闲置,现在是好多的私房闲置,这好像都是闲置,实际上有很大的差别。公房闲置,那是腐败问题,难以解决;私房闲置,那是政府管制问题,需要进一步开放和完善租房市场和二手房市场来进行解决。目前,住房的问题是消费基本是市场化的,但供给是高度管制的市场。关键还是需要进一步提升供给的市场化水平。

　　医疗改革前,很多看不了的病现在可以看了。但基本服务没有做好。看病难跟公共服务太集中有关系。医疗服务基本是垄断供给,没有市场化有商业化,在政府高度管制条件下,天价医院就出来了。总的来说,过去既没效率,也不公平。现在效率上有增长了,但是公平性并没有增长。这是政府需要面对的问题。

　　政府主要工作应该放在解决公平性方面,效率问题让市场去解决,不要希望通过控制效率来提高公平性。

　　<21世纪>:如何回应社会的平等诉求?

　　周为民:改革开放将近30年,中国社会的平等程度空前提高,这点必须看到。

　　旧体制下远远不是一个平等的社会。第一,在旧体制下,各种各样的制度和政策壁垒,把几亿的农民与城市隔绝开来,强制固定一种身份不平等,这种身份不平等带来全面的机会不平等。这个问题是改革开放后逐步解决的。

　　第二,旧体制下由家庭出身、成分上的"红与黑"造成巨大的社会鸿沟,多少人、多少大好青年,仅仅因为出身不好,就根本不能在社会上抬起头来,不要说上大学,在参军、招工等等各种机会面前都是被排斥的,甚至找不到"对象",结不了婚。这种同样相当残酷的社会不平等也是改革开放以后解决的。

　　第三,旧体制当中,由等级规定的特殊待遇、福利、场所是普通民众绝对不可能染指、问津的。那些特殊的商店,有特权的人能进,外国人能进,老百姓决不能进。改革开放以后,这种明确按特权分配的等级标准在很多方面很大程度上为统一、单一的货币尺度所代替,这同样是一个重要的进步

　　第四,旧体制下,在普遍贫穷的"平均主义"中,仍然存在突出的工农差别、城乡差别,这种差别甚至一度大到成为活着与饿死的差别。改革开放以来,两亿多绝对贫困人口摆脱了贫困。

　　因此,改革开放、市场经济带来的巨大历史进步不仅仅体现在物质财富的空前增长上,而且也体现在社会平等程度、人的基本权利的平等程度的空前提高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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