纵深推进改革开放(2)

　　现在,分配上的收入与财产差距是要高度重视的,要从完善市场经济体制、按照与市场经济相适应的公共服务的方向推进政府改革并发挥政府作用等方面来采取切实的措施,各种专家学者,应当从这些方面多做研究,提出建设性的意见,而不应当一再散布改革开放、市场经济造成了严重的不公平、不平等之类的错误论调,一再空喊笼统的公平口号。否则只会加剧社会不满和社会对立,而丝毫无助于问题的解决。

　　杨凤春:和谐社会作为一个新的理念,是一个社会进步,执政党给人们造成了良好预期。

　　现在要让各种垄断减少一点,将整个社会财富的分配结构调平衡一点。这意味着特殊利益集团现在的既得利益没有了。

　　中国

和谐社会的建设,社会改革和政治改革中,一个特别大的难题就是,前二十几年的改革已经使某些特殊利益人群与特定的不合理制度关联在一起,这些人对改革的支持和反对不再是抽象的,是和特定的利益、特定人非常具体地紧密联系在一起的,在这种情况下,又没有一个反力量来抵消他们对改革的反抗,所以要强调对公众、对弱势者的赋权和增权了。

　　从国家层面来说,现在需要解决的是绝对的不平等问题。除了城乡差别、工农差别之外,现在基于这种社会身份的其它不平等在扩大。

　　解决贫富分化的问题,两方面的工作都要做,一个就是给无权和少权的人赋权和增权。另一方面要改变人们的贫富观念。政府的发展观在改变,社会公众的贫富观也需要改变。中国穷怕了,就想一下子要富起来。政府的GDP主义,并不仅仅是政府的一厢情愿,也是对某种社会心理和价值追求的回应。什么才叫富呢?按照现在的理解,应该是美国消费主义才是富,但这对中国来说根本不合适。中国是资源约束很强的国家,消费主义是死路一条。

　　<21世纪>:如果以打破垄断为主要诉求,您觉得下一步改革的核心环节是什么?是政府改革吗?

　　周为民:下一步改革应当是在要素市场上深化市场化改革。

　　中国经过将近30年的改革,现在的一个基本战略任务,就是要尽快推进要素市场上的改革,尽快形成健全的要素市场。一般商品市场已经发展得相当充分了,要素市场的发育完善还远远不足。旧体制那种垄断的、管制的控制方式在刚刚从形式上建立起来的要素市场中大量地存在,市场配置资源的基本作用就得不到发挥。这就带来了一系列的扭曲,除了损害社会经济效率,还带来寻租腐败、官商勾结、分配不公这些很严重的政治与社会后果。实际上,现在几乎一切深层次问题都集中存在于要素市场。

　　讲改革攻坚就要在要素市场上攻坚,而要素市场攻坚基本问题就是政府改革的问题。行政权力的控制方式要退出要素市场,市场机制要在要素市场上充分发挥作用。要素市场问题的核心是民众财产权利,所以更基础的问题是充分承认民众的财产权利,并要有很好的法律和制度来保障它。民众作为不同要素的所有者,能够自主地参与市场,这才有一个良好的要素市场的基础。

　　形式上要素市场已经建立起来了,但旧体制的因素迅速进入市场,实际控制着资源配置。在此基础上,形成了一些特殊的利益和特殊的利益集团,进一步的改革就很难。这是一个主要的阻力。

　　再一个严重的障碍,还是旧体制的思想观念、前苏联模式的的深刻影响。从改革开放一开始,就一直存在这样的阻力和障碍。所以改革以来在思想理论方面的主要工作,就是要尽可能地清除这样的障碍。

　　现在改革处在关键的半途,面对种种困难和复杂的矛盾。这时候,一些落后、错误的观念又重新起来,对改革开放、市场经济怀疑、动摇的情绪和思潮又重新滋长起来。所以现在又必须重新回到20多年前所讨论的一些基本问题上,来进一步澄清思想。胡锦涛总书记在中央党校的讲话,突出强调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基本立场,全面重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基本观点,鲜明提出四个坚定不移,我认为是极其重要,极有针对性的。推进改革开放,发展市场经济,在经济体制上实现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根本转变,推进民主法治、依法治国,这都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基本内容。把这些当成是什么民主社会主义的东西来赞扬,这在政治上是错误的,把它们说成是什么新自由主义指导的资本主义的东西来批判和否定,这在政治上是更严重的错误。

　　杨凤春:实现和谐社会就意味着政府要改革。如果早二十年进行改革,那时的阻力主要是观念层面的,不难。现在是实际利益,砸一个有特权者的饭碗很难。

　　从中国长远发展来说,下一步的改革不仅是政府改革,也应是政治层面的改革。从1990年代到现在,人们在政府领域做了许多工作,但有意无意混淆了两个问题,一个就是把政治领域的问题削减了,把它变成了一个政府问题,或者是一个行政问题。政治改革与这些问题不是一回事情。政治改革也就是说让无权者有权,权利不充分的人能够有充分的权利,让过度挤占别人权利的人退出不该占有的空间。简单地讲就是社会上各个不同部分人之间的一种相互的关系,这个相互的关系必须重新调整、调试,让他们和谐地存在。

　　毛寿龙:从面上来说,中国改革开放是一个全方位推进的进程。实际上,现在已经不存在核心的改革开放问题,而是全方位的改革开放问题。当然,在所有的改革开放中,政府改革,依然是至关重要的。

　　就政府改革来说,需要改变沟通机制。目前,不仅老百姓缺乏参与决策的渠道,上下级的官员要沟通也很难。现在整个机制不是一个沟通的机制,是一个命令等级结构。地方官员还没有很好的渠道影响中央的一些决策。这需要在制度上进行改变。比如说,中央集中药监局系统的权力是正确的,但是如果缺乏地方的参与和监督,集中的权力很容易腐败。如果有地方的参与,让地方的人员和机构,也参与中央的审批和监管,有较多的参与面,前药监局长是没有腐败机会的。

　　另外,对于市场经济来说,中国的政府结构层级太多。中央和直辖市的层级只有两层,所以直辖市的民情很容易上去。而农村与中央隔着非常多层,其结果是广大的农村往往很难在中央的政策上体现出来。我觉得最好所有政府都面向老百姓,然后上面的层级都是辅助性的。决策权要尽可能落实在直接与老百姓打交道的层次上。这样,不仅可以减少层次,也可以在制度上拉近政府与百姓之间的关系。

　　甄小英:政府当然要改革,现在有些地方的政府还是把主要精力放在行政审批、招商引资、干预微观经济上,要切实向有限政府、服务型政府、法治政府转变。此外,在人们的公共需求迅速增长,而公共产品供给严重不足的情况下,又存在公共资金大量流失的"漏斗"。如:政府行政开支过大,一些地方政府追求过于豪华的城市建设,还有包括楼堂馆所在内的大量豪华建筑物的建设。据有关学者研究,仅这三项漏斗中流失的公共投入资金,按照保守估计,不低于2万亿元。2005年国家财政用于文教、科学、卫生,抚恤和社会福利救济,国防支出加起来一万亿左右。从漏斗漏出的资金,比这三项财政支出总和要多出一倍。当然,这些支出很大一部分靠地方政府预算外财政支撑。

　　解决这些问题,除加强行政监督外,还要加强民主监督和新闻监督。首先是信息应该更透明。应明确媒体权利和应该承担的责任,进一步发挥媒体的监督作用。

　　政府职能转变,难点是一些部门既得利益的形成。要解决一些地方出现的"政府权力部门化"、"部门权力利益化"、"部门利益法制化"问题。最近重庆率先建立政府立法回避制度,这很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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