促进经济增长方式转变靠什么 (3)

　　亚洲新兴工业化国家和地区　

　　投资结构演进推动经济增长　

　　韩国、新加坡、中国的香港等地，是战后发展最快的亚洲国家和地区，随着资本和技术的积累，它们逐步发展起资本和技术密集型产业，成为新兴工业化经济国家和地区。此后，包括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和泰国在内的亚洲23个国家和地区，也被纳入新兴工业化国家和地区的行列。新兴工业化国家和地区的经济增长转变过程具有较高的相似性，一般都经历了从劳动密集型——资本密集型——知识技术密集型的投资结构演进，投资结构演进推动了产业结构的调整和升级，并在此基础上实现了经济增长方式从粗放型向集约型转变。　

　　新加坡：阶段性鲜明　

　　新加坡经济增长的阶段较为明显。20世纪60年代，新加坡工业化开始起步,为了解决单一依赖转口贸易和殖民统治时期遗留的严重失业问题,重点发展进口替代和劳动密集型工业。

　　20世纪70年代，新加坡转而发展出口导向和资本密集型制造业，同时大量吸引外资，引进电子产品，工业化步伐加快。

　　20世纪80年代，新加坡政府开始着手重组经济结构，将制造业朝着高附加值的资本密集型和技术密集型方向转化，并积极促进服务业发展，开始重视人力资源开发。

　　进入20世纪90年代，新加坡政府正式将制造业和服务业确立为经济发展的双引擎，以信息产业为中心的知识密集型经济开始兴起，生命科学备受重视。

　　与上述经济增长阶段相应，20世纪60年代，新加坡产出增长8.8%，其中要素投入贡献89.9%，要素生产率贡献10.1%,经济增长属于粗放型;70年代,产出增长8.3%，其中要素投入贡献64.5%，要素生产率贡献35.5%，经济增长集约化程度有很大提高，但仍属于粗放型;1980-1993年，产出增长6.9%，其中要素投入贡献38%，要素生产率贡献62%，实现了经济增长方式从粗放向集约的转变。　

　　香港：由资本转向技术　

　　

香港经济增长的阶段性没有新加坡明显，20世纪50年代，因资金有限，只能发展资金需要量少、周转速度快、收益周期短的劳动密集型工业，同时完成了从单纯的转口贸易向出口导向型工业转变。

　　20世纪60年代，随着香港的外部资本流入迅速增多，传统产业和新兴产业均得到不同程度的发展，尤其是金融、保险、地产、商业服务等新兴服务行业发展显著，经济增长呈现资本密集型的特点。

　　20世纪70年代,香港出口市场萎缩，制造业的发展速度有所放缓，服务业对生产总值的贡献也有所降低，政府采取了一系列鼓励措施，促进经济增长向技术密集型升级。

　　20世纪80年代，经济活动中的知识技术成份逐渐增大，且内地改革开放成为推动香港经济发展最主要的外部因素,为香港提供了资金、劳动和市场，推动其经济增长上升到更高的层次。

　　与上述经济增长阶段相应，20世纪60年代，香港产出增长10%，其中要素投入贡献51%，要素生产率贡献49%,经济增长属于粗放型，相对集约程度较高;20世纪70年代,产出增长9.2%，其中要素投入贡献72.2%，要素生产率贡献27.8%，经济增长集约化程度有较大降低，属于粗放型;1980-1993年，产出增长6.5%，其中要素投入贡献43.5%，要素生产率贡献56.5%，实现了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　

　　韩国：科技可以兴国　

　　韩国经济增长过程可分为四个阶段。20世纪50年代中后期，韩国经历了战争后的重建恢复期，先是选择了内向型经济发展道路，后逐渐从“进口替代”转向“出口替代”，积极引进外资和技术，扩大出口贸易，及时实现了经济从内向型向外向型的转变。

　　20世纪60年代初开始，韩国开始以劳动密集型产品出口(如轻工产品)推动经济增长，同时完成了资本密集型的原材料工业产品的进口替代。20世纪60年代后半期到整个70年代，韩国从日本、美国引进外资，大力发展资本密集型重

化工业，并逐渐取代劳动密集型产品的出口地位，实现产业结构高级化。

　　20世纪80年代以后，韩国提出“科技立国”口号，大幅度增加科技投资，重点发展知识技术密集型产业，其产品的出口份额不断得到提升，同时重点扶持优势产业、战略产业、新兴产业，并扩大海外直接投资。

　　与上述经济增长阶段相应，20世纪60年代，韩国产出增长8.6%，其中要素投入贡献107.5%，要素生产率贡献为-7.5%,属于纯粹的粗放型经济增长;70年代,产出增长10.1%，其中要素投入贡献59.9%，要素生产率贡献40.1%，经济增长集约化程度有很大提高，但仍属于粗放型;1980-1990年，产出增长6.4%，其中要素投入贡献55.1%，要素生产率贡献44.9%，粗放型经济增长的集约化程度进一步提高；1990-1994年，产出增长6.6%，其中要素投入贡献39.7%，要素生产率贡献50.3%，实现了经济增长方式从粗放型向集约型转变。

　　专家看法　

　　由经验分析可知，各国实现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的时间、过程和程度不同，这是因为经济增长方式转变会受到多种因素的影响，而各国具有不同的经济增长目标与历程、不同的社会制度与政策策略、不同的思想与文化环境，使得影响因素发挥的作用和影响的程度多有不同。

　　总结成功实现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的市场经济国家的共同经验，基本上有四个方面：

　　第一，技术进步能够提高资源配置效率，带动整个国民经济的协调发展，是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的核心和根本推动力，也是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的决定性因素。

　　第二，政府通过实施财政、法律及行政手段进行的适度干预，可以保证市场竞争的规范和有序。实践证明，政府在公共福利、社会分配、基础设施、科技进步、对外贸易等方面发挥的积极作用能够有效推动经济增长方式转变，是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的重要保障。

　　第三，现代经济增长越来越依赖于高素质的人力资源，这是因为人力资源能够掌握和发展现代科学技术并能主导所有的发明创造，所以应该发展多层次的教育和职业培训，为经济增长方式转变提供强有力的智力支持。

　　第四，高效均衡的产业结构有利于国民经济持续、快速、健康的发展，产业结构的调整和升级符合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的规律，可以使社会资源在各产业部门之间及产业内部实现合理配置，是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的载体。为了实现产业结构调整和升级，需要制定正确合理的产业政策和产业发展战略来引导。

　　一家之言　

　　他们为何能走上快速发展之路　

　　“强政府”一向是“东亚经济模式”的显著特征之一，由此不难理解在亚洲新兴工业化国家和地区的经济增长方式转变中政府的突出作用，在发展战略、人才培养、技术引进、金融稳定、价格保护、结构调整等方面都由政府主导。正因为有效地利用了政府准确而强有力的诱导，这些国家和地区才得以在短时间内进行有效的资源配置，仅用了30年左右的时间完成了发达国家上百年走过的经济增长方式转变之路。当然，“政府主导”并非适用于所有发展阶段，实际证明，近年它已经在部分国家和地区的经济增长中造成了一些困扰，需要考虑在市场经济中政府的重新定位问题。

　　在发展战略上，亚洲新兴工业化国家和地区先后经历了进口替代到出口导向的外向型经济战略转换,通过对外开放、利用外资和鼓励出口等一系列措施融入到国际化进程中，充分利用国际市场及资本来推动本国经济发展，为实现经济增长方式转变准备了必要的条件。

　　亚洲新兴工业化国家和地区在经济发展的不同阶段进行了大规模的结构调整，20世纪50年代重点发展较容易实现进口替代的劳动密集型轻工业；20世纪60年代劳动密集型轻工业的发展转为面向出口，而资本密集型重工业则成为进口替代的重点；20世纪70年代，资本密集型重工业在韩国开始面向出口，而技术密集型工业在韩国进入进口替代阶段，在新加坡则直接面向出口；20世纪80年资本密集型工业全面转为面向出口，而技术密集型产业开始进入进口替代阶段或直接面向出口。通过结构调整，这些国家和地区产业结构不断高级化和外向化，成为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的有力支撑。

　　亚洲新兴工业化国家和地区在落后条件下迅速实现了经济增长方式转变，这与对科技进步和人力资源的高度重视是分不开的。在这些国家和地区，技术进步是通过引进、消化国外先进技术和自主开发适用技术两个阶段完成的，前一阶段主要是面向劳动密集型工业，后一阶段则集中于资本密集型和技术密集型产业。采取的措施包括增加科技投入，建立科研机构和基地，制订高新技术产业计划，促进科技成果的推广使用等。这些国家和地区把提高人力资源的素质看作是促进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的根本前提，通过增加教育经费投入、实行普遍的义务教育、发展高等教育及职业技术培训、制定和完善人力资源开发的法律法规体系以及“走出去，引进来”等措施，从社会需要出发，为经济增长方式转变提供了充足的人力资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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