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学视野中的幸福感

　　文/李 实 罗楚亮

　　富人比穷人更幸福，有产者比无产者更幸福，这在一般意义上是成立的。但是财富的持续增加却未必会带来幸福感的持续提高，这是为什么？

　　除了收入、财富等因素之外，还有什么因素在影响着人们的幸福感？

　　一个人 的幸福是由许多因素决定的，然而，幸福不是可以完全观测到的，我们能够观测到的不是幸福本身，而是人们的幸福感，即人们对自己幸福的不同形式的表达。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幸福感带有很强的主观性，是个人感觉的一种表达。作为一个“综合指标”，幸福感反映了人们对自身生活状态的心理感受。在经济学领域，对幸福感的研究被称之为“幸福感的新经济学”。

　　在幸福感的研究中，学者们较为关心的是这样几个命题。第一，幸福感与收入之间的关系，也就是说收入在多大程度上影响幸福感。人们经常提出的一个问题是：富人比穷人更幸福吗？第二，对于一个经济不断增长，生活水平不断提高的社会来说，人们的收入增加是否会带来幸福感的持续的上升？幸福感在不同经济增长阶段是否会有所不同？ 第三，人们的幸福感是由哪些因素决定的？除了收入、财富等决定生活水平的因素之外，其它的因素又在多大程度上影响着人们的幸福感？比如，道德和宗教信仰是否会影响到人们的幸福感？

　　富人比穷人更幸福吗

　　大量的经验研究结果表明，收入和财富是决定人们幸福感的最重要的因素。不管是单个国家的国别研究，还是以许多国家数据为基础的跨国研究，相关的研究结果都支持了这样一个具有普遍意义的结论。在收入与幸福感的联系方面，多数研究都证明了收入水平、甚至绝对收入水平的重要性。

　　下面的图1和图2 分别显示了不同收入下的中国城市和农村居民的平均幸福感指数。我们把所有被调查对象按照收入高低进行排序，然后把它们依次平均分到十个组中，分别计算每组的平均幸福感指数。从中不难看出，虽然幸福感的平均指数并不是完全随着收入水平的升高而依次上升，但是基本趋势是很清楚，高收入组的平均幸福感指数要高于低收入组。例如，在2002年城市居民调查样本中，最高收入组的平均幸福感指数比最低收入组高出一倍， 在农村调查样本中最高收入组的平均幸福感指数比最低收入组高出大约60%。从而，我们可以得出结论认为，中国的富人比穷人感到更幸福。

　　图3和图4显示了中国城乡居民的财产数额与其幸福感之间的关系。与收入十等分组一样，财产十等分组也是先按照财产每户人均财产的多少进行排序，然后分别计算不同等分组的平均幸福指数。由于收入与财产之间的高度相关性，财产与幸福感的关系非常类似于收入与幸福感的关系，即有产者比无产者感觉更幸福。如表3所示，城镇中最富的十分之一的人群的平均幸福指数比最穷的十分之一的人群高出29个百分点。在农村不仅同样如此，财富对幸福感的影响作用更大，如表4所示，最富的十分之一的人群的平均幸福指数比最穷的十分之一的人群高出36个百分点。

　　虽然绝对收入对人们幸福感的影响是显而易见的，但是它的影响程度是需要审慎看待的。但是并不一定

　　收入越高、财富越多就越幸福，有的时候人们更在乎相对收入—也就是说，他们通过与自己周围的人比较，来了解自己是不是比别人收入更高，自己在周围的人当中处于什么样的收入水平。

　　英国学者奈特利用2002年的农村住户调查数据对相对收入效应进行了估计，结果表明：那些认为自己的收入水平明显高于本村平均收入的农户与那些认为自己的收入水平相当于本村平均收入的农户相比，前者的平均幸福指数比后者高出26-27%。这样一个发现意味着，对于农村居民来说他们进行收入比较时，比较的对象往往是本村的乡亲，这种近距离的比较对他们幸福感的影响最直接，而随着比较的范围逐渐扩展，比较结果对其幸福感的影响会变得越来越弱。这样一个结果是与农村居民的低流动性相关的，也就是说，随着农民流动性的增强，他们的比较范围会不断扩展，更大范围内的比较结果会越来越强地影响其幸福感。

　　幸福拐点未必是普遍真实的

　　对于第二个命题，一种很有影响的假说是“倒U型”假说，该假说认为人们的幸福感不会随着收入增加而一直上升，也就是说幸福感到了一个收入点以后会停止上升，甚至会出现下降。对于这个命题，一些相关的经验研究结果又告诉我们什么呢？一些初步的估计结果表明，幸福感与收入之间的关系是不确定的， 它可能是一种线性的关系，也可能表现为一条倒U型曲线，也可能是其他的非线性关系。

　　图5 是根据2002年的抽样调查数据绘制的两条曲线，一条是城镇非失业户，另一条是城镇失业户，曲线上的每一点表明了不同收入水平下感到幸福的人数与感到不幸福人数的比例。从图中可以看出，对于非失业户来说，在接近家庭人均收入4万元之前，随着收入增加，幸福人数的比例不断增加。过了4万元以后，幸福人数的比例开始下降。也就是说，大约4万元成为幸福感变化的一个转折点。对于失业户来说，幸福感变化的转折点要低一些，大约为3万元。

　　应该注意的是，在非失业户中人均收入超过4万元的家庭数是非常少的，在2002年调查数据中不到1%，由于样本量太少，4万元以上人群的幸福感与收入之间关系是不易确定的。对于失业户来说，人均收入超过3万元的家庭更是少之又少。因此这个例子并不能证明倒U型关系一定存在。奈特利用2002年的农村住户调查数据进行了研究，只发现了收入越高越幸福，没有发现“幸福的拐点”。由此可以看出，虽然一些学者提出了收入与幸福感之间的倒U型关系的假说，但是到目前为止还没有什么调查研究的结果可以为之提供有力的佐证。

　　从财产的角度来看来个人幸福感与其占有财产之间的关系，可以更加全面地理解穷人和富人之间幸福感的差异。图6给出了中国城镇居民金融资产水平与其幸福感之间的模拟关系，从中不难看出即使家庭人均金融资产额达到近10万元时，个人幸福感仍然随着金融资产的增加而不断上升。这也许表明，金融资产与其他资产如房产相比，对人们幸福感的影响尤其独特。由于金融资产具有很强的流动性，易于转化为其他资产形式，更能够满足于人们的灵活偏好选择，因此它对幸福感的影响更加直接，也更加强烈。

　　从一定意义上来说，在其他条件相同的情况下，幸福感随着收入增加而上升，这一点是毋庸置疑的。然而，我们还应该看到，幸福感随收入增加会出现递减的趋势，但是很难判断它会到某一收入水平后出现停止上升或下降。

　　为什么会出现这种现象呢？这就不能不提到人们收入水平与欲望之间的关系，正是由于幸福感具有一定的主观性，人们对收入增长的期望，对生活水平改善的期望也会影响到幸福感的高低。

　　很多人希望自己的收入能够更多更快地增长，生活水平和质量能有更大的提高，能在未来找到更好的工作⋯⋯这些个人愿望，可能会得以实现，也可能会与实际的情况形成巨大的反差。一方面，当对收入增长的欲望大大超出实际的收入增长时，收入增长不会带来幸福感的提高，其结果恰恰相反。另一方面，对收入增长没有期望的人来说，稍微的收入增加可能会带来较大的幸福感增加。正是由于过高的欲望会抵消收入的效应，降低人们的欲望有助于幸福感的提高，至少会提高收入的效应。这也从一个角度解释了为什么一些宗教会起到提升人们幸福感的作用。一些相关的跨国比较研究显示，在其他条件相同的情况下，有宗教信仰的人比没有宗教信仰的人有更高的幸福感。宗教信仰往往改变的是人们的欲望，特别是降低人们对物质享受过高追求的欲望，相应地让收入增长发挥更大的效应。

　　过高的欲望不仅表现为人们对自己绝对收入水平的过高期望，还表现为对自己相对收入地位的过快提高的期望。这种欲望是与强烈的竞争意识分不开的。无疑，人与人之间的过度竞争无助于人们幸福感的提高，这是因为一方面竞争意识会产生竞争压力，而竞争压力会抵消人们通过竞争获得的收入带来的幸福感，另一方面对许多人来说竞争的结果往往比所期望的不是更好，而是更糟糕，这种在竞争中受到的挫折感是不会带来幸福感的。

　　影响幸福的其他因素

　　第三个命题是讨论在收入和财富之外是否还存在其他重要的影响因素。近几年这方面研究有了新的进展。归纳起来，一些主要的发现表现为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就业和工作是影响人们幸福感的重要因素。就业会带来收入，而收入是幸福感的重要决定因素；就业可以提高人们的社会地位，从而提高人们的幸福感。更重要的是，对大多数人来说就业已成为其社会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而失业已成为人们感情上和心理上难以接受的结果。美英等国的经验研究表明，失业会导致人们主观幸福感程度的显著下降。

　　其次，个人受教育水平无疑是重要的。教育对个人幸福感的影响既有直接效应，也有间接效应。间接效应是教育带来收入和其他福利对幸福感产生的影响，从一些最新的研究结果来看，特别是从90年代以后教育的个人收益率是不断上升的，也就是说教育投资给个人带来了越来越多的收益，这无疑会提升受教育水平高的人群的幸福感。教育对幸福感的直接效应也是容易理解的。对于个人来说，接受教育除了具有投资的性质外，还具有消费的性质，特别在一个崇尚教育的社会中，受教育水平往往成为社会地位的象征，教育对幸福感的直接效应会表现地更加强烈。根据现有的有关中国居民的研究，对于农村居民来说，初中与高中文化程度的人群的幸福感程度显著地高于小学以下文化程度的人群。这意味着教育对幸福感的直接效应是存在的。

　　再次，身体和心理健康是影响幸福感的不可忽视的因素。健康对人们幸福感的影响是不言而喻的，对每个人来说，不仅自己的健康会影响到其幸福感，而且家庭成员的健康也会发生影响作用。健康的人群要比不健康的人群幸福得多，甚至可以说家庭中不健康的人口比例越高，其幸福感越低。

　　还有，家庭幸福无疑是影响个人幸福感的重要因素。研究表明，在其他条件相同的情况下，有家庭的人比没有家庭的人更幸福，没离过婚的人比离过婚的人更幸福，生活在和睦家庭的人比生活在不和家庭的人更幸福，受到子女孝敬的父母要比经常受到子女忽视甚至虐待的父母更加幸福。

　　最后，社会政策和公共政策同样会影响到人们的幸福感。一些学者研究发现在同样的收入水平和其他条件下生活在公共治理水平高社区的人们会感到更幸福。同样，政府官员的腐败行为会影响到普通百姓的幸福感，正如一些跨国研究所显示的，在其他条件相同的情况下，生活在腐败指数较高的国家的居民，其幸福指数也就越低。

　　李 实

北京师范大学经济与工商管理学院教授

　　罗楚亮 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博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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