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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袁剑
很多年以来,无论是在正式的研究中,还是在新闻媒体的公共话语中,我们都已经习惯了民企和国企的两分。然而,这种两极思维可能正在遮蔽我们的视野,扭曲我们对当下中国真实问题的理解。
通常的理解,所谓民企,即所有权在私人手上的企业,而国企则是所有权属于全民共有的企业。但比照中国的经济现实,我们就会发现,企业的真实属性可能远比作为“理想型”的民企和国企两分要晦涩得多。可以查知的历史事实是,在长达30年的中国改革中,一些传统的国企倒闭了,消失了,而另外一些则不断扩张壮大。同样可以确证的是,在今天,一些国企要风得风,要雨得雨,甚至风光到了国外,而另外一些则惨淡经营,衣食难周。同为国企,命运为何有如此霄壤之别？实际上,这些国企不同命运的背后原因,既不是其经营者的努力不同,也不是它们的行业性质不同,更不是它们的运气不同,而主要是它们离权力的远近不同,它们在政治体系中的权重不同。如果将中石化、中国建设银行这样的国企与一个嗷嗷待哺的地方性国企相提并论,将它们归类为同一种属性的企业,并在这样的基础上信口开河说“国企如何如何”,我们恐怕就会雾失楼台,犯“错置具体性的谬误”。因为他们的企业性质实际上大相径庭。如果我们将后者称之为国企的话,那么中石化之流的企业更加准确的称谓应该是:官企。其典型代表,就是近几年在中国经济中呼风唤雨,并作为中国国企改革标志性成果的央企。
所谓官企,其第一位的属性就是其政治属性,就是其在政治差序格局中所享有的优势和支配性地位。可以观察到的事实是,官企的企业领导大多是有某种政治级别的。在央企,企业领导大都有部级、副部级、司局级的政治身份;而在地方,则可能带有厅级、副厅级之类的头衔。这些带有明显政治任命色彩的企业领导,其行为动机究竟是服从他们的经济理性,还是服从他们的政治理性,殊为可议。一位曾在某国银行主持过股改的朋友,被问及为何要转到一家小型股份制银行服务时候,告诉我:那边都是“中(中组部)管干部”,而这里的人事就要单纯多了。在成熟市场经济国家,国有企业的领导是通过职业经理人市场来寻找的。这虽然是老生常谈,却也透露出中国官企与标准意义上的国企的关键差别。回溯历史,1990年代“抓大放小”的国企改革战略,本身就是出于一种政治控制的考量,而不是一种经济和利润计算。在这种战略下成长起来的央企以及其他类似企业集团,在基因上开始就被烙上了某种政治印记。2005年,中国三家在海外上市电信巨头的企业负责人,像当年八大军区“司令对调”一样突然被换防,这种荒谬的人事决定在政治上或许是理性的,而在资本市场上则一定会让人匪夷所思。果然,它引起市场的一片哗然。但愿,央企正在推广的以董事会为核心的制度改革,多少能够消解一点他们的官企色彩。
不过,政治属性并非中国官企的惟一特点。在中国,官企的另外一个重要特点是,产权名曰国有,实际上属于特殊利益集团。正如我们在本期封面文章中所指出的那样,像央视这样依托于垄断权力的企业,其所获得的巨额垄断利润竟然成了国家广电总局的“自留地”;这种坐地分肥的情况又何止于央视？资料显示:多年以来,这些靠垄断、权力甚至国家财政和金融救助积累起巨大利润的央企,竟然从来没有向它的所有者——人民,分过红。而这些本来应该属于全体国民的红利通过各种方式被名正言顺地划归为这些特殊利益集团的禁脔。官企这种属于特殊利益集团的产权性质,从电力、石化、银行等部门员工奇高的收入水平上清晰可见。利之所在,难怪许多人要削尖脑袋,成为这些特殊利益集团的一员。如此企业,哪里还有半点国有企业的公共性可言。
作为硬币的另外一面,官企在追求小集团利益最大化的同时,是它们将成本最大限度的外部化或者公共化的特性。容易看到,诸多官企的巨额利润多半都是通过将成本转嫁给公众而实现的。更加通俗的说法则是:利润归(利益)集团,成本公众摊。石油、石化、医疗、教育等公共事业自不必说,而饕餮如国有银行者,则更是以金融风险为要挟,一举掏空公众福利数万亿之巨。加上官企们每年轻松核销的巨额资产损失,官企最近几年看上去宛如奇迹的利润增长就显得异常苍白了。官企,很可能是公共福利的帕雷托倒退。有鉴于官企的这些与时俱进的属性,我们非常有必要将官企从传统国企中鉴别出来。
大致可以确认,当今中国官企最核心的竞争优势在于官权,在于其超越经济优势之上的政治优势。让人担心的是,这些官企在中国的经济舞台上越来越活跃,其实力也越来越令人侧目。最近一系列的“市场化”并购中,中国官企跑马圈地几乎无役不与,而那些地方政府的“小央企”以及“小小央企”们,也是有样学样,在地方上的“重组并购”中干得同样顺手、出色。真可谓一路狂欢。然而,在这狂欢的背后,公众将付出怎样的代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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