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有科研院所创新求存路径

　　国有科研院所创新求存路径

　　上海树脂研究所比较注重个体的研究力量，上海建筑科学研究院通常把大项目分解为小项目，其实研究的根基也在于个人，而中央研究院有着完整的研究体系和流程

　　《上海国资》记者 林永廷

　　毫无疑问，在培育国有企业的自主创新能力当中，国有科研院所特别是国有企业旗下从事技术研发的科研院所无疑应该担当起主力的角色，现实情况又是如何呢？

　　日前，上海市国资委为了了解掌握企业自主创新的情况，派出调研组分赴上海几个国有研究院进行调研，《上海国资》跟随进行采访并考察了三类目前生存状况还算不错的科研院所，以此来探究国有企业自主创新力量发展的方向。

　　三个国企研究所，三种不同的生存状态，虽然，每一种都是对自身环境的一种适应，但三者联合起来却揭示了我们国有企业技术创新力量的分布图谱。

　　企业化

　　《上海国资》曾经对隶属于华谊集团的上海树脂研究所做过报道，他们孵化的固创公司发展势头迅猛。对于公司未来的发展，树脂所党委书记卢建生认为，增强企业的创新能力，不断开发出前沿技术是公司的生命线。

　　卢建生告诉《上海国资》，由于中国在国际上没有战略伙伴，我们的技术创新体系其实是孤立的，在我们没有相关技术的时候，国外对我们进行封锁，而一旦我们研究出某项技术并产业化了，就很快会面临着相关产品的大规模降价。树脂研究所从事的高分子领域研究，对此感受尤深。他说，虽然固创公司研发出了激光定影膜技术，但是可以预料公司享受高额利润的时间将会非常短暂，因为很快对手将大幅降价，“因此必须不断延伸我们的产品线,其实，目前固创公司已经超越了激光定影膜的阶段。”

　　树脂研究所的特点是，虽然是一家国有企业的研究所，但是他们已完全把自己作为一个高新技术企业来看待。卢建生也毫不掩饰这一点，他指出：“树脂研究所首先必须解决生存问题，才能避免研究力量的流失。”作为华谊集团独立核算、自负盈亏的单位，上海树脂研究所所有人员费用、研发投入都必须自己解决，同时每年还必须上交利润的50%，在这种情况下，研究所有非常强烈的危机感和发展意识。

　　据了解，上海树脂研究所原来属于上海化工局下的一个事业单位，在90年代的企业化浪潮中，化工局的资产组成了华谊集团，上海树脂研究所也被打包到其中，这样就必然面临着原有的研究力量不能马上和集团战略配套的问题。在当时，很多工艺性的研究所也面临着相似的命运，而且在“民企潮”和“外企潮”的拉动下，原有的研究力量不断丧失，许多这些研究所或者解体、或者空壳化了，树脂研究所选择作为一个企业生存了下来。

　　技术咨询

　　同样是企业化生存，相较于树脂研究所，上海建筑科学研究院有限公司显然轻松许多。由于自身雄厚的实力，上海建筑科学研究院一开始就避免了被“打包”的命运，直接转型为一家独立公司。由于企业化道路一开始就设定了，上海建筑科学研究院的主要探索是如何更好地利用自身的技术力量，也就是如何选择技术之路与产品之路的问题。

　　公司副总经理江燕介绍，上海建筑科学研究院主要支撑来自两大板块，一是高性能混凝土的研究体系，主要对高性能混凝土的专用掺合料和高效聚羧酸类减水剂进行研究。目前两者都形成了一定产业化规模，运用于上海磁悬浮轨道梁工程、东海大桥、上海深水港工程、杭州湾跨海大桥等重点工程中;二是上海住宅节能技术的研究，在这方面研究院形成了相应的设计、咨询、测评、验收体系，具有完整的知识产权，技术达到国际先进水平。

　　很明显，上海建筑科学研究院有限公司的核心创新能力体现在两块，一块是产品化的创新，一块是体现在技术咨询服务方面。江燕告诉《上海国资》：“目前公司这两块收入的贡献是五五开。但在将来，技术咨询服务应该是重点发展方向，当然，公司在产品研究方面长期积累的力量也很雄厚，不会简单放弃。”

　　上海建筑科学研究院选择技术咨询服务作为未来发展方向原因很多。首先，产品与技术的收入虽是五五开，但在投入方面差别很大，技术咨询服务所需的投入很小，主要是人员的工资和一些设备，虽然上海建筑科学研究院的工资水平在上海名列前茅，但是相对于产业化所需的投入仍然是九牛一毛，可见这两块收入的含金量大大不同；其次，公司的收入还有一块来自于研究院从政府申请得来的项目研究经费的剩余，作为一家技术咨询服务公司，显然更有利于研究院把政府作为一个大客户进行服务；最后，做出这种选择也是研究院对自身长短判断的结果。据江燕介绍，公司的高性能混凝土类产品虽然在大工程项目中硕果累累，但在普通市场的拓展上乏善可陈。显然，在市场上的厮杀并不是研究院的专长，选择技术作为发展方向，不仅维持了国家的创新能力，也有效的保护了企业的核心竞争力。

　　另一股潮流

　　当我们国家原有的技术研究力量纷纷寻求市场化生存时，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企业却在建设属于自己的研究院，

上海医药(集团)有限公司的中央研究院就是一个例子。上药集团中央研究院院长助理苗红介绍，中央研究院是上药集团与中科院上海药物所合办的企业研究院。研究院的人员工资、研发经费都来自于上药集团的投入，实质上是上药集团的一个职能部门。为了加强产学研合作，更好地利用中科院的研究资源，所以选择了与中科院上海药物所合办。

　　中央研究院没有自负盈亏一说，事实上是上药集团的一个吃钱大户，单单用于购买供中央研究院研究的前期技术，其投入资金今年就达到4000多万元。而中央研究院的目标也很明确，只做和企业应用有关的研究，其他部分则借助于外力，或购买或合作。和前两个研究所相比，上药中央研究院有着完整的研究体系和流程。他们通过企划部筛选项目，然后评估、制定研究计划、开展研究，并会在研究的每一个节点回头评估，做出继续研究还是暂时搁置的判断，企业的意志和战略意图时时刻刻贯穿于研究的始终。

　　在禽流感爆发后，上药集团中央研究院在达菲授权事件中展示了其存在的价值。作为治疗禽流感的专用药，达菲的生产难度很高，罗氏宣称，想仿制达菲没有一年不可能成功，然而上药集团只用了短短两个月的时间，就完成了产业化的工艺研究。后来，罗氏不得不承认：上药集团完全可以用自己的技术和工艺生产达菲。

　　达菲授权事件所显示的信息，不过是上药集团中央研究院作用的冰山一角。中央研究院所真正承载的使命，是推动我国医药产业从仿制向创新升级，推动上海医药集团以自主创新为主的核心竞争力的形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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