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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4年的12月是中国企业融入全球化浪潮具有标志性的一个月份：12月初，中航油惊爆5.5亿美元巨亏，其引发的冲击至今余波未尽；12月8日，联想12.5亿美元吞下全球PC业的鼻祖IBM的PC业务，一个由中国企业引发的全球PC业格局的巨变注定要被写入历史；12月末，彩电业的红太阳———长虹传出被骗4.8亿美元(约合人民币40亿元)，而长虹股票昨日(27日)也临时停牌，将于今日发布重要事项公告。
“全球化既是机遇也是陷阱”的说法似乎已经落入“俗套”，但这个由惊讶到惊喜再到叹息的2004岁末仍然无情地将国人拉回对“俗套”的反思之中。在中航油巨亏曝光后，众多金融界人士警告说，金融市场本身的特性决定了国际金融领域的风险远高于产业领域。但长虹在电器销售上竟然也可以产生如此比肩中航油事件的巨亏，这不能不更让人扼腕叹息。
尽管长虹被骗事件的损失在技术层面上与中航油有很大的不同———中航油的亏损已经基本定论，而长虹4.8亿美元的巨额应收账款在理论上仍有收回的可能，但如果说中航油的陈久霖是因为对国际金融衍生品市场的无知和在风险面前的利欲熏心而短时间内酿成大错的话，长虹之错则在于在长达3年的时间内对国际化营销风险的极度轻视。
从媒体披露的长虹被骗的消息来看，如此巨额的应收账款都集中于一家APEX公司实在是令人诧异。长虹与APEX公司的正式大规模合作大约是在2001年的11月，此前，总部设在美国的APEX公司已经同国内的宏图高科、天大天财和中国五矿等发生过巨额货物欠款的先例，中国五矿还与APEX公司进行了公堂对簿。
为何身为后来者的长虹却仍然与一个在信用上有如此污点的企业进行大规模的做作，而且是风险极高的先发货后收款的营销合作呢？业内分析的理由大致有两方面，一是长虹急于国际化；二是长虹老帅倪润峰在2001年初复出后急于扭转严重下滑的公司业绩，而在国内市场环境既定的情况下，加大国际市场的销售就成了不得不走的路。从实际情况看，长虹这次的“灾难”正是其在国际化道路上高歌猛进之中所累积下来的。单是在2001年，长虹7.7亿元的出口总额中，APEX即以3.46亿元的货款欠款额名列第一，比例在长虹总出口额的45%左右。随后的3年中，APEX欠长虹的应收账款更是尾大不掉，越积越多，以至于才有长虹今日不得不正视的“被骗”之灾。
不能不说长虹是一个易于遗忘的企业，而倪润峰纵横捭阖的背后是对细节的极度忽视。当年在国内市场上，长虹就一直过度依赖大客户出货，虽然在市场上锋劲一时，但郑百文事件的爆发差点把长虹拖入走不出的泥沼。上世纪90年代初，长虹、郑百文与建设银行确立了三角信用关系，长虹先把货发给郑百文，郑百文则通过银行开具承兑汇票给长虹，等货卖完后，再把钱给银行。单是1997年，建行为郑百文开具承兑汇票总额就突破了50亿元，长虹在销售上对郑百文的依赖度之高可见一斑。按说这种财务流转模式如果建立在三方严格按照程序走之上的话，风险是不会很大的。但这仅仅限于理想状况，郑百文的破产让长虹吃尽了苦头。
但当我们回头再看长虹与APEX公司的合作模式时，显然长虹并没有吸取在郑百文身上的教训。一是在美国市场上过度依赖APEX一家公司，依赖度甚至远超过了在国内对郑百文的依赖度；二是货款回收模式异曲同工，不过是换了保理程序而已：据《财经》报道，长虹在与APEX公司的交易中，APEX、保理公司、长虹三家签订协议后，保理公司将会通知零售商如沃尔玛，不得向APEX直接支付货款，而是把货款交给保理公司，由保理公司将钱按10%和90%的比例在APEX和长虹之间分账。为了防范沃尔玛可能倒闭带来的风险，还由长虹和APEX双方另外向保险公司投保。保理公司如果在两个月之内收不到货款，保险公司就要赔付。如果长虹急需回款，可以凭销售发票向保理公司作贴现。
表面看来，长虹与APEX公司之间的货款回收程序天衣无缝，风险很小，但为何在实际运作中却仍然累积了高达4.8亿美元的应收账款？这不能不让人深思，而公众的知情权也期待事情的真相能够进一步得到披露。清楚地记得，在今年3月份《深圳商报》以《传长虹在美遭巨额诈骗》为标题进行报道后，倪润峰还痛斥说“那个记者对国际贸易往来的游戏规则不了解”。而长虹在3月7日的澄清公告中还说，“传长虹在美国遭巨额诈骗纯属捏造，公司”应收账款情况正常；公司作为上市公司，拥有健康的经营状态和健全的财务体系，在开拓国际市场方面，取得了突出成绩等等。而今天，一再否认的、害怕发生的事情还是终于发生。作为上市公司，长虹在信息披露方面并未尽职尽责。
无论最后的结果如何，长虹的被骗又一次敲响了中国企业在国际化道路上的警钟：国际化既不能无所作为，也绝对拒绝冒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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