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厉教授对“杀富济贫”的指责，抽象地看似乎有理，但具体到中国实际，却没有道理。因为中国目前的税收制度，存在“杀贫济富”的现实问题，而不是“杀富济贫”问题。
■梁发芾
12月25日，在北京大学第七届“光华新年论坛”上，经济学教授厉以宁称不能简单地
利用税收杀富济贫 。靠实行高税率把富人降为中产者很不足取，必须坚决摒弃。“杀富”的结果，只会使刚刚步入中产者行列的人群感到惊惶，使本来可能成为中产者的人们感到心灰意冷，不愿继续致富。(2004年12月27日 《 华夏时报 》)
报道中，厉教授所指的富人，有时指中产者，有时又指富人(即中产者之上的更富的人)。这种概念本身就有问题。习惯上，学界都是按财富拥有程度，将社会阶层分为财富顶端的富人、中间状态的中产者，和底层的无产者。我国现在财富拥有者的结构，是两头大中间小，两极分化严重，所以，要通过税收的调节收入分配的功能，“杀富济贫”，达到社会财富拥有者结构两头小，中间大的较为理想状态。因此，“杀富济贫”的富人，指的并不是中产者，而是比中产者更有产的人。
以税收“杀富济贫”调节社会收入分配，是政府职能的极为重要的方面，当然，这并不是政府可以采取的唯一手段；厉教授对“杀富济贫”的指责，抽象地看似乎有理，但具体到中国实际，却没有道理。因为中国目前的税收制度，存在“杀贫济富”的现实问题，而不是“杀富济贫”问题。
任何国家向人们课税，都主要采用三种方法：按收入课征、按财产课征、按消费课征。三种不同的课税方法，尤其三种方法之间的结构比例对社会财富分配的影响是不同的。认真分析，可以分明看出，我们目前的税收制度和结构，是“杀贫济富”而不是“杀富济贫”。
财产税方面，针对个人征收的房产税、遗产税、赠与税都是直接税，不易转嫁，会起到调节分配的作用，国外都普遍实行，但我国目前并没有开征。按收入课税的所得税，征税比例实行分级累进制，是富者多负担，贫者少负担或不负担，在国外甚至有负所得税，即收入达不到起征点，国家要对个人予以补贴。累进税率(即收入越多，边际税率越高)的所得税具有调节贫富并合理负担的功能，但目前我国个人所得税能够征收到的也就是工薪收入，对于税务部门难以监控的其他收入，难以征收，而巨富们的收入恰恰多为这类收入，逃税极为方便，因而也极为严重。由于目前的个人所得税的起征点是收入800元，个人所得税在中国主要由收入并不很高的工薪人员负担。另外还有农业税，虽然以所得税对待，但既不扣除成本，又不按照月收入800元起征，更是极不合理。虽然现在各地都在降低、减免农业税，但是，完全取消的还少。再看从消费环节征收的流转税。流转税是间接税，极易转嫁，因此，消费者在消费中都承担了税赋，而这种税种是比例税率，穷人富人承担的税率是一样的，并不体现负担能力强的多纳税的原则，调节功能很弱。
这就是说，从中国的税制结构看，具有真正调节收入分配功能的财产税(房产、遗产、赠与税等)并没有征收，对富人极为有利；个人所得税有调节收入分配的功能，但这种税赋主要落在大多并不富裕的纳税人头上，等于是“杀贫济富”；占税收收入绝大多数的流转税(商品税、营业税、关税等)，却并不具有收入调节功能，与以累进税率所得税为主的国家相比，我国的比例税率流转税为主的税制结构，对穷人更为不利，也不公。
对于我国这种有强烈“杀贫济富的”色彩的税制结构，应该予以改革。反对“杀富济贫”，反对改革呼声，就是要继续维持这种对相对贫困者不利的税收制度安排。不管这种说法听起来多么，都是站在富人的立场上维护富人的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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