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其仁

　　据报道，针对社会舆论对信件和包裹速递业务邮政专营权的种种质疑，国家邮政局有关人士提出了三点理由，概要如下：

　　第一，信件的内容，含有个人隐私，有的还涉及国家安全，如果信件传递实行放开竞争，政治责任、法律责任都无法落实，人民的通信权利得不到保障，国家安全也将受到严重损害。

　　第二，邮政承担信件寄递服务，以连通全国、覆盖城乡的庞大实物运递网作为物质基础。为了降低成本，除信件业务外，国家还赋予邮政报刊发行、物品运送、货币流通等任务，扩大邮政经营规模，分摊实物运递网的固定成本，自我消化部分政策性亏损。

　　第三，信件寄递的邮政专营可以保证普遍服务，因为各地区之间的实际成本差别很大，如果放开竞争，必然出现有利润地区有人干、无利润地区无人干的局面，广大农村及边远地区就没人去送信了。

　　推敲下来，这三点理由，没有一点可以成立。

　　先说“法律责任”吧。是的，连居民早起买油条豆浆那样的小生意，也有“法律责任”。掺入了洗衣粉的油条，吃下去可能闹人命官司，比信件的“个人隐私”要严重得多。为什么偏偏信件传递，非专营不可？

　　邮政发言人的道理是，专营才容易“落实”信件传递的法律责任。就是说，邮件一旦出现“法律责任问题”，消费者可以上门“找领导”追究，甚至可以对簿公堂。私营的邮件传递公司呢？打一枪换一个地方，你上哪里去“落实”法律责任去？

　　听起来，这是为消费者着想了。不过，要是邮件专营在“落实”法律责任方面真的优于私营邮件传递，后者早就关门大吉。天下毕竟没有对自己邮件的法律责任漠不关心的消费者，为什么需要听发言人的唠叨？事实是，恰恰是被认为难以落实法律责任的私营信件传递业，在与邮件专营的竞争中，“火”得让亏损严重的邮政无地自容，才引来邮政方面“对民营速递的打击行动”和邮政发言人的舆论诉求。

　　消费者并不蠢。他们不是年幼的“被监护人”，有能力独立判断邮件传递的质量，正如有能力比较各种服务价格是否“公道”一样。至于涉及“国家安全”的政府机构邮件，当然可以由政府下令只准交付邮政传递的。即便如此，在下的意见是，也应当容许纳税人根据可靠的经验数据，检查政府购买邮政局的服务，是否合算，有没有浪费纳税人的钱财。

　　再论“规模经济”。发言人论证说，为了提供邮件传递服务，邮政系统已经铺设下了全国性的邮政网点，支付了巨大的投资成本，并还要继续承担昂贵的网点维持成本。因此，容许私营信件传递公司来与邮政局抢生意，将导致国家邮政投资的浪费和规模经济的损失。“正确的政策”是，维持信件传递的专营还不够，还要连带将所有维持邮政网点的其他业务，比如报刊发行、物品运送、货币流通，统统纳入专营的范围。

　　老天爷，这是哪一门子的经济学？建设邮政网点的“投资”(准确一点应该称为“财政投入”)，不但在技术上已经成为“沉没成本”(再也无法他用)，而且在财务上早已“报销”(因为已经列入历年国家财政开支)。换句话说，邮政系统使用全国的邮政网点，并不需要为“固定投资”提供“市场水平的回报”。今日我国邮政的巨额亏损，实质上是在免费使用财政投入的邮政网点的条件下，邮政的营业收入，还不足以抵消其经营成本的开销！

　　可变成本，是随产量(服务量)变化而变化的成本。粗略一点说，在增量的意义上，可变成本就是边际成本。各位看官，在投资约束足够“硬”的条件下，如果一项生意的收入连其边际成本都不能补偿，谁还会继续这项生意呢？想想看吧，固定投资已经“沉没”，不妨认栽，咬牙挺下去；但要是连可变成本也不能补偿，岂不是每天都要“烧钱”？如此“生意”，还不早就应该另起炉灶。

　　但是邮政发言人的“经济学”截然不同。邮件经营亏损吗？那是因为“规模不经济”。于是要求扩大专营范围，“报刊发行、物品运送、货币流通”，统统专营。倘若专营扩大了，再亏损怎么办？答案是，再增加专营项目！如此水多了加面、面多了加水，就是将专营扩大到整个中国经济，还是难逃亏损的命运。

　　让我们看看邮政专营的竞争对手吧。这些初出茅庐的民营速递公司，不但要对营运的可变成本负财务责任，而且还要对网点建设的固定投资负全盘的财务责任。是的，他们大量利用国家既有的“实物运递网”，包括机场、航线、货舱、铁路、码头之类。不过无一例外，他们要为各种各样的“利用”付费。就是说，他们在增加国家既往固定设施“投资”的收益。同那个免费使用国家固定投资、但依然亏损累累的“邮政专营”系统相比，究竟谁代表着更“先进的社会生产力”？

　　最后，所谓“普遍服务”。邮政专营的逻辑是，你国家要我在落后的山村取信送信，就要让我独家垄断所有富裕地区的一切有利可图的邮政业务。这是“以丰补歉”的方略了。问题是，如此混成一锅，“普遍服务”的成本收益无法被单独衡量，正如邮件运递的效益不能被独立考核。邮政的亏损，究竟多少是因为普遍服务，多少是因为管理不善，区分不出来。既然难以区别，鱼目混珠就大有可乘之机。这不是说邮政局的人品行不好，而是说监督和衡量不到位，天长日久难免行为扭曲、积习成弊。

　　要减少行为的歪曲，就要将“普遍服务”与商业化服务适当地分离开来。普遍服务是政府对所有公民提供最低程度社会服务的承诺，由财政开支担保实施。商业化服务，则按照市场准则行事。在分离的体制下，到山村取信送信吗？按照核定的标准由财政给予补贴。政府甚至可以对邮政部门及其竞争者一视同仁，招标选择合格的“普遍服务”实施者。至于发达区域的信件传递和相关邮政业务，听由市场开放，欢迎新进入者来“撇奶油”。竞争自会平衡供求，政府照章收税就可以了。

　　无论如何，不要让“法律责任”、“规模经济”和“普遍服务”之类的大字眼，成为行政垄断部门手中的“人质”。我们不妨斤斤计较一下，为了这些大字眼，究竟谁要付出代价，付出多少；又是谁从中获得了利益，得到多少。　　(作者为北京大学和浙江大学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