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剑荆(北京)

　　2月是冬春交替的季节。2月21日，美国总统乔治·布什踏上了北京的土地。22日，他在中国国家副主席胡锦涛的陪同下到清华大学发表了演讲，并回答了清华学生的问题。

　　布什这次选择清华大学发表演说，自然有特别的考虑。事实证明，他的选择也得到了“回报”——与1998年克林顿在北京大学遭遇的“炮轰”比起来，他获得的待遇实在太好了。

　　1998年克林顿访华的声势比布什要大得多。当时，克林顿率领250人的庞大代表团，在中国逗留了9天8个晚上，而布什只在中国停留了不到两天，一个晚间。布什当政一年，对华政策很强硬；相形之下，克林顿政府似乎被认为更亲善中国，可是布什却得到了清华学生们更客气的对待。

　　我们不妨对比一下克林顿在北大被提问的问题。这些问题语词生硬、尖刻，有极强的进攻性。其中的敌对和指责处处可见。北大学生的7个问题中有6个带着明显的指责。第1个问题中用了“对中国人民的认识却少得可怜”这样的批评。第2个问题带有强烈的批评。第3个问题明确地指出克林顿来访背后有“阴谋”。第5个问题涉及到自由民主人权这些宏大的意识形态问题，而且不是在陈述事实，而是在责难。第6个问题承接着第5个问题，带有辩论的色彩。第7个问题同样是责难。克林顿在北大遇到了强有力的挑战。而布什在清华面对的问题，则要温和儒雅得多。虽然一些问题是一样的，但表述上要更得体一些。

　　怎么看待这个不同？我想学校风格上的差异是一个主要原因；第二个原因是清华与美国在历史上的那段渊源；第三个原因是中美关系的大背景发生了变化；第四个原因是伴随中国战略地位提高而来的力量感，削减了因被围堵而蓄积的愤怒情绪。

　　从包括清华演讲在内的整个布什访华过程来看，尽管时间非常短，但从中透露的信息却高度密集，这些信息对于处在承前启后的中美关系来说至关重要，这些信息不仅预示了两国关系的前景，也对两国应当怎样进一步发展关系做出了重要的提示。

　　中美之间存在着许多共同的价值观

　　对布什的演讲，可以做出这样评价：

　　1、回避政治经济话题。布什在演讲中，几乎没有涉及重要的政治经济议题。中国与美国在重大问题上的分歧，像台湾问题，武器扩散问题等，没有涉及。中美间的经贸问题，也没有提到。虽然他谈到美国有一部《宪法》，限制并平衡了3个部门之间的权利，但是只是一笔带过，似乎只是作为谈论家庭价值观问题的一个铺垫。他没有谈到美国目前正处于战争状态这个事实，也没有谈经济衰退。

　　2、传扬美国价值信仰的亲善特质。这是布什演讲的重点。他赞扬了美国的人道主义精神，以及公民的同情心，对援助的热情，家庭的爱等等。他把善良等人道主义信仰，不只是看成美国独有的，而是视作全人类的共同情感。在回答学生的一个提问时，竟然在3个地方提到“我们都是人”。第一次他这样说：“我想，很重要的一点就是我们必须了解，我们两国的人民必须了解我们都是人，我们都是有七情六欲的”；第二次说：“毕竟我们是人，是有血有肉的人”；第3次讲：“我觉得非常重要的有一点，我们认识到我们毕竟是血肉之躯，我们毕竟是人。”

　　3、强调与中国古老道德传统的契合。他谈到美国对家庭价值的重视，在这样说的同时，他总是联系到中国。他说，“今天，我们仍然看到中国奉行着重视家庭、学业和荣誉的优良传统”，“就像在中国一样，美国的妈妈们，爸爸们疼爱他们的孩子”。面对着道德崩坏的现实，对个人和家庭责任等道德传统的提倡，是布什所代表的共和党保守派的特点，他对这个问题的强调，大概是希望在中国引起共鸣。

　　4、整个讲话针对性强，但又“绵里藏针”。布什的演讲文字不长，在这么短的篇幅中，他的讲话却包含着很强的针对性。他针对的是对美国的误解。“我同美国人在更进一步了解中国的同时，也担心中国人不一定总是能够很清楚地看到我的国家的真实面貌，这里面有多种原因，其中有一些是我们自己造成的。我们的电影，还有电视节目，往往并没有全面反映出美国。我们成功的企业显示了美国商业的力量。但是我们的精神、我们的社区精神，还有我们相互对彼此的贡献往往并不像我们金钱方面的成功那样的显而易见。”他明确地提到了对美国的误解；其中一个误解是认为美国只是物质上强大，拥有硬力量上的霸权；重点指出美国伟大在于其道德精神，即通常说的软力量。布什的演讲意在化解对美国只是靠船坚炮利打天下的误解，他虽然也承认美国商业的力量，但是，美国的立国之基却不在这里，而是她的价值理想和道德感召。

　　除了回答提问部分，演讲没有谈美国的政策，而只谈美国的信仰和价值观。可以这么认为，中美两国的道德和价值观中，有不少是共同的或相似的。两国和两国人民在今后的进一步交往当中，将会获得更多的共识。这也将成为两国关系向前发展的一个重要基础。

　　布什在走着同样的路

　　从布什的清华演说，可以看出，与30年前的尼克松相比，布什更强调美国的传统外交理念，用《美国人》一书作者丹尼尔·布尔斯廷的话说，本世纪美国的外交政策被“一种传教精神”主导。

　　中国媒体毫无例外地把布什的这次访问同30年前尼克松的“破冰之旅”联系起来。从那时开始，中美关系翻开了新的一页。尽管这种联想是完全正确的，但是，布什的此次访问，与1972年的那次访问从表面上看几乎没有什么共同之处。尼克松访华被基辛格称为是对美国传统外交路线的背离，基辛格说，“尼克松及其策士提出的新做法，也着实不符合美国的意识形态传统”，他还说，尼克松是西奥多·罗斯福以来，第一位以国家利益为号召执行外交政策的美国总统。

　　30年前尼克松的破冰之旅发生在美国的自信心落到最低点的时期。当时，美国深陷越南战争的泥潭，在同苏联的对抗方面尚未取得战略上的绝对优势，美国国内四分五裂。在这样的背景下，尼克松政府“破天荒”地从国家利益出发，决定“重新洗牌”(基辛格语)，以便获得战略主动。

　　对于30年前的那次访问，美国主流舆论，包括尼克松政府内部，都并不那么自信，这种心情与当年美国国内的一般情绪是一致的。主张对华发展关系的著名中国问题专家费正清写下的这段话，可以说代表了美国舆论的基调：

　　“你可能记得等候在寒冷的跑道上戴着皮帽的中国仪仗队的阵容多么庄严整齐、气势不凡。接着空军一号威严的机首滑到了荧屏上端，远比炮舰豪华而高贵。门开了，美国统治者孤单的身影投到了舷梯上，有点踌躇不决，可能想要知道下面是否埋伏着‘第七危机’(尼克松曾著有《六次危机》一书)。然而，前来迎接的周恩来春风满面，两人紧紧地握了手，而1954年在日内瓦，杜勒斯先生却曾拒绝同周恩来握手。”(《费正清对华回忆录》第498页)

　　对于那位孤单的勇士，对于主张对华和解的战略家来说，1972年北京的2月是与寒冷和踌躇不决连在一起的。《参考消息》在这一天的头版上，刊登了一段列宁的语录：“同强盗握手的目的是为了最终消灭强盗。”这句话反映了中国国内普遍的对美仇视的态度，《参考消息》的这句引语是在那种舆论框架下说服人民理解接纳尼克松的理论依据。

　　相对于尼克松，北京的2月对于布什先生则可以说是暖意融融。北京的2月既不寒冷，也不踌躇不决。同是《参考消息》，在21日的第一版头条，转发了《华盛顿邮报》2月17日的文章，该文的标题是——《白宫，条条弯路通中国》。文章作者、美国布鲁金斯学会高级研究员戴维·香博说：“斗转星移，总统出访的理由却是一样的”，“现在，布什的对华政策毅然走上了尼克松、福特、卡特、里根、(老)布什和克林顿这几位前任的老路。所有这些前任无论起点如何，最终都倾向于拉拢中国而不是遏制它或与之对抗”。只是，走在这条老路上，布什总统要比尼克松总统自信得多，他不会感到踌躇不决。

　　推动中美关系发展的深层水流

　　30年在中国人的概念中，不过是一代人的时间。在人类历史的长河中更是一个极小的瞬间。可是，这30年则是非同寻常的。从70年代开始到20世纪末，世界格局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从那时开始人类的历史境遇出现了革命性转变，缓和而不是对抗，和平而不是战争，交往而不是阻隔，开放而不是封闭，富裕而不是贫困成为世界大多数国家的目标。就这个意义而论，中美在1972年实现和解，确实是不可抗拒的历史命令在发挥作用。

　　30年来，美国换了6位总统。他们的对华政策，尽管各有独特的风格，尽管遏制或对抗的声音一直萦绕不绝，但是，他们确实都走着一条老路。

　　而对于中国，30年来则经历了三代领导集体的变迁。毛泽东、周恩来为代表的第一代政治家开创了中美和解的进程。应当说，70年代的和解与上述所谓的“历史命令”无关，而主要是出于现实主义的考虑，此举为中国带来了外交上的主动，中国成为中、苏、美大三角中的一角。但就其意义而论，则主要是观念的和意识形态的。毛泽东主席在同尼克松会谈时说，他们主要谈哲学。困扰两国关系的主要问题，首先是意识形态上的敌对。这种敌对的消除是不容易的。也正是这个原因，中美关系的真正正常化，在第一代领导人那里，并没有实现。

　　1979年1月，邓小平同志访问美国。作为第二代领导核心，邓小平把中美关系推上了一个新的高度。这一时期，上述“历史命令”已经开始起作用。与美国发展战略合作关系，是改革开放战略的需要和内在要求。整个80年代，中美关系与中国的改革开放相互推进，取得了丰硕的成果。邓小平为代表的第二代领导集体的外交思想，集中体现在中美关系极为困难的80年代末90年代初他提出的重要思想中，即“冷静观察、稳住阵脚、沉着应付、韬光养晦、有所作为”。邓小平同志在提出韬光养晦的同时还强调“决不当头”，他说：“头头可不能当，头头一当就坏了。搞霸权主义的名声很坏，当第三世界的头头名声也不好。这不是客气话，这是一种真实的政治考虑。”他还说，要“埋头实干，做好一件事，我们自己的事”。他所说的自己的事，就是“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和改革开放。这一思想构成了对美外交政策的基石。

　　邓小平在90年代初提出的对美战略思想，既是对新时期中美关系的总结，也是第三代领导集体对美关系的理论基础。在90年代，中美关系在各个层次上都得到了发展。随着中国对外开放格局的扩大和经济改革的成功，随着中国的综合国力的显著增强，中美关系获得了新的发展基础和成长空间。两国领导人之间建立了定期会晤的机制，领导人之间的良好关系确保了两国关系的平稳发展。同时，90年代，两国关系中形成了深厚的“基础领域”，也就是说两国社会层面和民间层面的交往得到了发展，比如在经贸领域，据中国海关统计，美国连续3年成为对华实际投资最多的国家，截至2001年底，美国对华投资项目累计超过3.3万个。从1979年到2001年，中美双边贸易额累计近6000亿美元，2001年双边贸易额达805亿美元，相当于1979年两国建交之初的30多倍。“基础领域”的发展是90年代中美关系史上的新进展。

　　由此可见，30年来，中国对美关系中，也有一条“老路”。事实证明，这条路是我国改革开放和经济建设顺利进行的条件之一。这一点，构成了两国关系的“深层水流”，尽管水面上有波涛，有浪花，但是，两国关系总是有能力重新回到这条老路上来。近年来的一系列突发事件最终也没有阻断两国间的对话，就说明了这条“老路”的存在。今后，中美两国交融在一起的利益将会更多。

　　中国获得了新的战略机会

　　布什访华期间，向江泽民主席发出了访问美国的邀请，江主席接受了邀请，将在10月访美。美国副总统切尼也向胡锦涛副主席发出了访美邀请，胡锦涛副主席将在近期访问美国。这是布什此次访华取得的重要成果。外电对于胡锦涛副主席访美给予了高度关注。美国对中共“十六大”以后我国高层领导人的对美政策非常重视。在布什访问中国前，美国主要报纸《华尔街日报》头版头条发表了介绍胡锦涛副主席的报道，就显示了这种关注。

　　江泽民主席指出，此次布什来访在中美关系中具有“承前启后”的意义。这个评价适用于中美两国。从美国方面讲，布什总统于去年开始执政，中美关系面临了从克林顿时期向布什时期转变的问题，在这期间，中美关系经历了巨大的动荡。直到去年10月上海APEC会议才完成了这一转变。中美关系由战略竞争转向建设性的合作关系。

　　在中美关系上，美国因为其强势地位具有更强的定义关系状态的能力。但是，作为一个正在崛起中的大国，中国在对美关系上，越来越具有主动调适的能力。这种能力在新的世纪中将得到加强。

　　笔者曾经在一篇分析文章中提出，去年的“9·11”事件对于中美关系来说，是一个决定性的契机。这一事件推动了中国国际战略地位的上升，使中国重新发现了自己的地缘价值。舆论将“9·11”事件比做1941年日本偷袭珍珠港。这个比喻是否恰当，这里且不讲，但是，那次事件对中国战略价值的提升起到的作用与“9·11”事件起到的作用是一致的。珍珠港事件后，中国被美国视作“四大国”之一。但是，由于接下来的内战，中国并没有把这种战略地位稳定下来，原因正如一位分析家所说，“当时掌握中国权柄与实力的人，为了小集团的利益而无视国家最高利益”。

　　“9·11”之后，中国把握住了机遇，把新获得的战略价值转换成积极的外交政策和行为。我将之称做“积极的韬光养晦”。这大概也将是中国今后将要奉行的对美政策基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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