彭于发：

　　可以避免的。

　　中国网：

　　我们都知道，我们国家在强调粮食安全，包括质量和数量安全，石副司长，国家对传统的粮食作物和转基因粮食作物在政策管理上有没有区分对待？

　　石燕泉：

　　保障粮食生产方面的安全是我们农业生产当中的一个重中之重，转基因粮食作物和非转基因粮食作用在管理上确实是不同的，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包括转基因粮食作物在内的转基因生物，在研发上我们要进行严格的管理。我们国家转基因生物的研究和应用，除了要遵守非转基因的法律法规之外，还要遵守转基因安全管理条例，包括配套的规章制度。我国对转基因生物的实验、研究、生产都有一套管理规章制度。

　　一是对转基因粮食作物研发管理严格。我国转基因粮食作物的研究与应用，除遵守适用于非转基因粮食作物管理的法律法规外，还必须遵守《农业转基因生物安全管理条例》。所有的农业转基因生物都应该在《条例》及其配套规章的规范下，进行研究、试验与生产。

　　二是要按国际通行的规则对转基因粮食作物产品进行安全评价。安全评价主要包括食用安全和环境安全评价。关于食用安全评价，前面杨研究员说的很透，国际上对转基因粮食作物的食用安全性评价主要从营养学评价、新表达物质毒理学评价、致敏性评价等方面进行评估。我就不多说了。环境安全评价，主要评价生存竞争能力，基因漂移的环境影响，转基因植物的功能效率，对非靶标生物的影响，对生物多样性的影响，靶标生物的抗性风险等等。

　　三是标识管理。对于列入转基因生物标识目录范围内的转基因粮食作物产品在销售时必须标识，比如，目前市面上转基因大豆油等都有标识。

　　实践证明，我国通过《条例》而设立、与国际规则相接轨的安全评价制度，能够保证获批准的转基因粮食作物与非转基因粮食作物具有同样的安全性，《食品安全法》又对食品的生产经营等各方面进行了约束，因此没有必要专门针对转基因食品出台安全管理条例。

　　中国网：

　　中国对于转基因作物的管理已经建立了一套严格的规则，但现在的管理都是“多头”，也就是说各个部门都在管，这样会不会造成权责不清的问题？您认为应当怎样更好地规范对转基因工作的管理？

　　石燕泉：

　　正如你所说的，我国已经形成了一整套适合我国国情并与国际惯例相衔接的法律法规、技术规程和管理体系，依法实施转基因生物安全管理取得显著成效。

　　一是形成了法规体系。2001年，国务院颁布了《农业转基因生物安全管理条例》，对在中国境内从事的农业转基因生物研究、试验、生产、加工、经营和进出口等活动进行全过程安全管理。《条例》颁布实施后，农业部和国家质检总局先后制定了5个配套规章，发布了转基因生物标识目录，建立了研究、试验、生产、加工、经营、进口许可审批和标识管理制度。

　　二是建立了农业转基因生物安全管理部际联席会议制度。根据《条例》的规定，国务院建立了由农业、科技、卫生、商务、环境保护、检验检疫等部门组成的部际联席会议，负责研究、协调农业转基因生物安全管理工作中的重大问题。农业部作为负责全国农业转基因生物安全监督管理的牵头部门和主管部门，成立了农业转基因生物安全管理办公室，负责全国农业转基因生物安全监管工作。县级以上地方各级人民政府农业行政主管部门负责本行政区域内的农业转基因生物安全的监督管理工作。县级以上各级人民政府有关主管部门依法负责相关监督管理工作。

　　三是组建了由多部门、多行业、多学科专家组成的国家农业转基因生物安全委员会。农业部按照《条例》的规定，组建了国家农业转基因生物安全委员会，负责农业转基因生物的安全评价工作。安委会委员由从事农业转基因生物研究、生产、加工、检验检疫、卫生、环境保护等方面的专家组成，每届任期三年。目前在任第三届安委会共有60名委员，其中植物及植物微生物专家29名，动物及动物用微生物专家11名，食用安全专家18名，管理类2名，分别来自教育、中科院、卫生、食品药品监督管理、环境保护、质检和农业系统。

　　四是形成了农业部牵头，多部门和地方并于行政主管部门密切配合的管理体系。目前转基因作物安全管理，由农业部牵头，多部门联合，多方共同负责，职责明晰，权责一致，运转规范，各项活动有序进行。

　　中国网：

　　社会上对转基因食品的认识存在着很大的分歧，也有专家说对于转基因食品的长期性安全还有待考察，那么为什么还要发展转基因技术呢？这一技术对于推动农业发展有何意义？

国家农业转基因生物安全委员会副主任委员，中国农科院生物技术所研究员黄大昉

　　黄大昉：

　　对于“转基因食品安全性”，前面杨晓光研究员已经讲过，我个人认为首先还是要有一个科学的、准确的表述。第一，20多年国内外实践证明，经过科学评估、依法审批的转基因作物(包括转基因食品)是安全的，人们当初担心的某些风险问题已经澄清并得到了有效的控制。第二、转基因技术仍处在发展过程之中，对其今后可能出现的风险仍要继续研究和预防。其实，任何新兴技术都存在一定的风险，都不能说要经过“长期考察”证明没有任何风险(所谓“零风险”)才去发展，而只能在发展的过程中不断考察、不断研究以规避风险，使其日臻完善。我觉得，这才符合科学发展观的要求吧。

　　至于为什么我国要发展转基因，以及这一技术推动农业发展有何意义，其他领导和专家前面已经讲了，我想也可以概括为两点：第一，中国国情决定。我国农业生产面临人口增加、资源短缺、环境恶化、气候异常等越来越大的压力，要持续增强农产品供给保障能力，确保粮食95%的自给率；要增加农民收入，不断提高14.5亿人民的生活水平；要让农田生态环境得到根本改善，只能加快发展生物技术，并实现转基因技术同常规技术的紧密结合。第二、应对机遇和挑战。从全球范围看，转基因技术的发展已进入战略机遇期，谁抓住机遇谁就能抢占技术至高点和市场发展先机，谁抓不住就会落后于人，受控于人。我国近年农产品已面对越来越大的国际市场竞争压力，更增强了我们发展生物技术的紧迫感。总之，我认为对于转基因技术发展问题的判断首先应科学和理性，要把握我国仍是发展中国家和农业大国这一基本国情，要顾及农业的可持续发展和包括广大农民在内的公众的利益与诉求，要从国际政治经济与科技竞争的大背景下审视和权衡，要从国家粮食安全和科技创新的高度，围绕转变经济发展方式这一基本方针统一认识和协调。

　　中国网：

　　是不是可以这样理解，发展转基因技术其实也是我国国情的需要。世界上第一例进入商品化生产转基因作物是1994年投放美国市场的转基因番茄，可以说到目前为止，不到二十年的时间，在这短短的十几年时间，在全球来看，转基因技术发展上取得了哪些重大成果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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