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字路口的经济全球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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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字路口的经济全球化

　　——访法国巴黎银行亚洲证券中国首席经济学家陈兴动

　　本刊记者　孙芙蓉

　　陈兴动，分别于1983年和1985年获得北京大学经济学学士和北京大学经济学硕士学位，1986~1988年在牛津大学圣体学院做访问研究生，研究宏观经济学。曾供职于世界银行和国家经济体制改革委员会。1993年担任英国高诚证券高级经济学家和首席经济学家。1997年加入百富勤投资集团有限公司，担任首席经济学家兼董事总经理、百富勤投资咨询公司执行副总经理。1998~2012年6月，担任法国巴黎证券（亚洲）有限公司董事总经理兼首席经济学家，法国巴黎资本（亚洲）有限公司北京代表处首席代表。2012年7月至今，担任法国巴黎银行（中国）董事总经理兼首席经济学家，宏观经济研究部主管， 法国巴黎银行全球经济预测委员会委员。

　　美国带头反全球化

　　记者：感谢您接受《中国金融》的专访。特朗普上台后一个个逆全球化政策的抛出，意味着跨国金融机构的营商环境进一步改变，不少经济学家对此进行了深刻反思。首先请您从经济全球化形成过程谈谈为什么会发生眼前的逆转？

　　陈兴动：从国际金融危机至今，人们一直都在寻求避免金融危机的方式，但没有人真正找到答案。应当说，经济全球化与金融危机不无关系。起始于20世纪80年代的经济全球化，带来的最大变化就是，把产业从发达国家转移到了发展中国家，在这个过程之中，两者之间的财富创造和经济增长水平差距逐渐缩小，直至拉平。好多国家的全球化进程比中国走得早，日本的全球化于1975年完成，同时期崛起的亚洲四小龙让资本从发达国家纷纷往这里汇聚。不过亚洲金融危机的产生，与经济区域化也不无关系。相比东欧与前苏联的全球化开放要么全关死，要么全打开，中国的全球化进程是渐进式打开的。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前首席经济学家讲过，把美国工人的工作机会剥夺走了的不是中国，而是技术。1995年美国工业制造业占全部GDP比重的12%，这一比重现在仍未改变，而制造业工人却下岗了500万。全球化背后的根本理由是比较优势理论。发达国家进入到后工业化时期，科技、教育水平都很高，需要的是制造业的前端设计和后端的全球配置分销，而中间的制造则需要转移到制造成本低廉的发展中国家。20世纪80年代中国正好赶上了这个潮流。相比之下，中国具有四个优势：一是劳动力价格低廉，劳动素质高。新中国成立后的30年中国教育搞得好，培养了一大批有知识的劳动力；二是土地价格便宜，催生了大片的厂区；三是中国经济改革中的制度红利显现出来，各行各业都充满了活力；四是国际国内两个市场同时存在，且具有比较优势。出口不合格的商品回到中国内地，也能变成抢手货。

　　1960年到1985年，全球贸易出口额从1万亿美元仅增长到2万亿美元，而在1985年到2005年20年间，贸易出口额从2万亿美元增加到10万亿美元。从GDP来看，1988年柏林墙倒塌前，美国的GDP为5万多亿美元，日本为3万亿美元，德国为1.4万亿美元，前苏联为3.4万亿美元，中国为1.5万亿美元。而到了2016年，美国为18万亿美元，日本为5万亿美元，德国为3万亿美元，中国为11万亿~12万亿美元。在这期间，美国的GDP大约平均每年增长4%，日本增长0.7%，中国增长12%。显而易见，中国经济在全球化过程中飞速发展。

　　记者：一般而言，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都是全球化的受益者，“格林斯潘之谜”的解开，真正答案是否全在经济全球化的逻辑之中？

　　陈兴动：由于刚才谈到的这四个比较优势，出现了一个传统经济学无法解释的现象，就是那些年中国的净出超，即储蓄率减去投资率的差一直在上升，也就是说储蓄率始终高于投资率。可是发展中国家的资本怎么会过剩呢？通常情况下净出超的合理数值为GDP的5%~6%，而中国的这一数据在2007年达到12%，相当于有占GDP5%~6%的资本是过剩的，这表现为中国外汇储备的上升以及海外资产的上升。这个过程之所以能够持续，源自于美中之间的长期贸易逆差。美国对此能够容忍，是因为，中国的钱到了美国，可获得4%左右的回报；而美国的钱投到中国，则可得到10%~15%的回报。在这个过程中，中国得到发展，美国得到高额回报，在经济全球化的实现上，中美都得到了巨大的好处。

　　与此同时，美国也发生了前所未有的经济现象，就是出现了美元短期利率上升、长期无风险利率却下降的“格林斯潘之谜”。美联储自2004年6月经数次加息，到2005年6月美国联邦基金利率从1%提高至3.25%，到2006年又上调至5.25%。同期美国10年期国债收益率却从4.7%左右降至4.0%左右，美国长短期利率之间的利差进一步走低。其实，“格林斯潘之谜”的谜底在于当时新兴市场国家储备资产增加了1.73万亿美元，其中相当一部分外汇储备资产投向了美国国债。那两年，国外增持美国国债4331亿美元，占比上升了5%。总之，由于美元的60%在全球循环，使得其国内长短期利率无法正相关的“格林斯潘之谜”现象得到了解释。

　　国际金融危机后，伯南克抛弃了传统经济学货币理论，推出了量化宽松政策，其理论根据最早来自野村综合研究所首席经济学家顾朝明《大衰退：如何在金融危机中幸存和发展》。应当说，这一学说对拯救金融危机起了很大作用。所谓危机是资产方收缩，负债方并未收缩。为了恢复资产负债表平衡，20世纪30年代的做法是负债方也必须收缩，这使得当时的大危机、大萧条不可避免，甚至引发了第二次世界大战。这次对于金融危机中的资产负债表不平衡，顾朝明的理论提出了用扩张资产的办法，对尚有一定价值的资产进行注水，也即用通胀的办法。然而，有意思的是，2008年这次的量化宽松政策可能导致的通胀上升、购买力下降的情况并没有发生，传统理论在此失灵了。美联储的基础货币从7000亿~8000亿美元扩张到4万亿美元，扩张了4~5倍，但通胀并未出现，原因是经济萧条时借款方不出借，银行拿到钱转手变成超额储备又回到了中央银行。

　　记者：您是否认为，逐渐走向深入的经济全球化之路已经无法走下去了，或者说不能再按照原来的轨迹走了？

　　陈兴动：这一点是肯定的。全球化不再会沿着以往的道路走下去了，也不会按照从前各经济体在全球经济大循环中的逻辑走了。伴随着经济全球化的浪潮，近八九年来，另一股力量在逐步生成，那就是出现了为数不少的民粹主义者。民粹主义大部分来自利益净受损者，他们从对经济抱有极大希望，到一次次地寄予希望，又到一点点地失望。失望越积越多，最终会集中爆发。全球化导致了这种撕裂、对抗的产生。现实情况是，美国通过近八九年的恢复，实现了充分就业，2017年经济应当有所恢复；欧洲债务率受到限制，失业率下降，经济增长趋势也已恢复。各个国家的债务率都在下降，日本经济也有了0.8%的增长，实现了充分就业。如果不是民粹主义的逆风，2017年世界经济有望走出低谷。

　　2016年，特朗普胜选与英国脱欧成为全球最大的“黑天鹅”事件。2017年，欧洲另外三个“黑天鹅”事件很可能是荷兰、法国、德国的选举。与欧债危机时不同，现在一切问题的解决都是被动性的。特朗普公开唱衰欧盟，认为如果欧洲衰退，美国就可以一步步实现其遏制中国等的计划。历任美国总统都用上台初期的机会安抚“敌我”两边，但特朗普上台后，他不但让敌人害怕，美国盟国害怕，连美国人也害怕。与美国关系最近的英国也反对特朗普的政策。

　　那么，这个世界未来可能往哪个方向走？在过去全球化过程中，美国一直起到领导作用，美元也一直是世界货币。老实说，人们不知道下一步该是怎样的。现在的世界充满了不确定性。特朗普面对的是分裂的美国，或许他就压根没有想要团结，既然做不到那就大大地分裂。特朗普自信，他会成为一个有划时代成就的美国总统。第一，他的目标很高。特朗普是个进攻型的商人总统。商人的本质在于利润最大化。商人工于心计，与对手谈判，选择最高的要价，“狮子大开口”然后慢慢“讨价还价”。中国及世界今后恐怕要面对这个变得贪婪的“老大哥”。第二，他要改变的是美国现行的意识形态，奥巴马说过要继续统治世界一百年，美国要保证意识形态的优越感。第三，他坚持认为，“我要利益，但我不要责任；我不参与治理，但要享受好的结果”。

　　放松金融管制将后患无穷

　　记者：2月3日，特朗普命令对《多德—弗兰克法案》进行评估，目的是取消其中的多项监管规定。如果放松金融机构的监管环境，是否意味着我们忘记了金融危机的沉痛教训，甚至断送了金融业这些年卧薪尝胆主动适应监管趋紧的代价呢？

　　陈兴动：应当说，通过国际金融危机以来的整顿治理，西方金融机构瘦身、去杠杆、挤泡沫已经基本完成，就业市场、房地产市场都好转了，当年几近崩溃的银行体系已经变得更安全。

　　金融业在对危机深刻反思中已经明白了这样几条经验：

　　一是通过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以及国际清算银行等国际金融机构对监管规则的改变，加强了对金融机构的管制。如巴塞尔协议Ⅲ要求银行增加资本充足率，对资本及评价中的准则标准进行调整，满足最严格的管制。全球银行业经营模式和发展战略都有了重大改变。二是美国证券监管机构坚决杜绝庞氏骗局，对诈骗金额超过600亿美元的历史上最大诈骗者的麦道夫一案进行了判决，加强了对各家金融机构的次级债监管，尤其加强了对卖给风险承受力很低的中小投资者的债券的监管；对违规的大银行进行数额巨大的罚款。三是经济的长期下行以及负利率导致了传统金融业的生存环境艰难，出现了资产萎缩等现象，但这同时倒逼金融业经营管理与风险管理水平得到质的提升。

　　《多德—弗兰克法案》出台的初衷是限制华尔街的行为，更好地保护消费者的利益，防御过度金融风险承担，防止新的金融危机的产生，代表着金融业的堡垒和底线，毫无疑问应该保持完整无缺。如果特朗普撤销其中的部分监管规则，尽管会引致银行股的短期上升，如今年2月6日纳斯达克银行股指数上涨约2.2%，自美国大选以来已累计上涨了约24%，标普500指数也上涨了7.4%，但任何一个银行家都清楚其后果不堪设想。毫无疑问，美联储主席耶伦目前面临退出全球监管合作的压力。我同意欧洲央行行长德拉吉的说法，放松监管是十年前那场席卷全球的金融危机的罪魁祸首，尽管从时间上并非意味着就在眼前。

　　化解风险要靠经济增长

　　记者：您认为，特朗普新政策对中国经济的影响有哪些？如果美中之间的贸易战在所难免，我们应当在哪些方面采取对策呢？

　　陈兴动：特朗普新政对中国的影响大致涉及五个方面：一是要改变全球化方向，反贸易自由化；二是为美国的“一己之利”改变地缘政治，如对中俄关系施加影响；三是软硬兼施，迫使美国的跨国企业回美投资；四是要求美国跨国公司在海外的存款调回美国；五是指证中国的贸易补贴、倾销，要将中国贴上汇率操纵国的标签，这些都将对中国构成巨大挑战。

　　特朗普新政对中美贸易影响到底有多大？美国是中国出口的最大单一市场。从中国海关出口数据看，美国单一市场占中国总出口的18%；但从美国的进口统计数据看，美国从中国进口包括从拉美、东南亚等地区的转口占中国总出口的28%~30%。更为重要的是，以中国出口美国的贸易顺差来算，美国占中国出口贸易顺差的40%；以美国贸易逆差来算，中国占其贸易逆差的60%。这些角度都说明，美国对中国的贸易地位太重要了。就出口结构来说，中国出口到美国的产品的60%为中低端消费品，这些中低端消费者往往是沃尔玛超市的常客，大多为特朗普的支持者，特朗普政府估计不会向他们征收高税率。剩下的40%商品多为中低端机电产品，这些则可能成为美国征收高税率的重点。

　　中国对此应如何应对？一般来说，应对措施一是做加法，二是做减法。如果增加从美国进口，我们所能够做到的事情非常有限。我们需要进口的多是高技术、军工产品等，美国在这些领域对中国的进口需求一直进行着封锁，因此我们只能做减法，包括“主动减”与“被动减”两种。如果“主动减”，或许会面临人民币对美元的大幅度升值。1985年和1986年，日元对美元升值67%，日本出口美国汽车实行主动配额，出口数量只相当于1984年的60%。借鉴历史，“主动减”显然也是行不通的。如果被迫做减法，就意味着美国对从中国的进口品征收高关税，而且可能进一步升级。这就可能使中美处于不断加剧的贸易战中，过去全球贸易方面的一切国际规则都没有用了。

　　这样下去，今年实际情况很可能是人民币贬值的过程会被迫停止，如果转回升值可能要到2018年。人民币现在贬值的压力出现的原因，整体上看是对中国经济增长的信心问题：一是内外购买力之差，可贸易品在国内购买力低于国际市场；二是美元处在一个升值周期，美联储升息，特朗普刺激美国经济，美元升值期对其他货币会有吸纳裹挟作用。

　　记者：面对去全球化潮流，中国的再全球化应当怎么走，怎么才能化解经济中的风险？

　　陈兴动：中国要在矛盾中找到新的平衡。2017年中国应当放慢脚步，反思过去的政策，应对新的危机和挑战，制定新的战略，调整方针政策。

　　我认为，未来一年半是一个中美双方对抗加码的时期。中国主要有两方面的工作可以做，而且中国已经有了很好的开始。一方面是继续扩大开放，我们要实实在在地去做。很可能出现的情况是，特朗普政策对中国的“要价”不断上升，冲突逐渐加大，有可能在今年底明年初，两个国家之间会到达一种相对紧张状态。之后美国作出让步，美国人民逐渐作出逆特朗普而去的选择，世界被中国吸引过来，那时可能已经是2018年年中了。另一方面是中国把自身经济搞好，扎好篱笆，保证内部不出问题。中国有非常坚强的领导集体，并且通过35年改革开放，中国这条船的体量已经很大，经济基础相当结实，防御能力很强。我认为，2017年最重要的是做实经济增长基础，调低增长率，管控风险，制定好规划，2018年重新再出发。我们不要去追求太高的经济增长目标，6%~6.5%的增长就可以。

　　中国金融存在风险，但完全可以度过，我认为中国不会发生系统性金融风暴，大的危险点已基本解决。第一个风险点是地方融资平台，地方债置换就意味着过去平台债的信用升级，化解了风险；第二个风险点是企业债务风险，目前正在通过市场化债转股以及重置还债谈判等行政方式解决；第三个风险点是僵尸企业的坏账，政府要求严格管控边界，不允许扩散。所有这些措施都可以有效缓冲对信贷质量以及信贷风险的影响。

　　传统型的金融风险不爆发不等于没有损失，在增长过程中要头脑清醒不要影响信心。市场需要出清，金融不良贷款泡沫、刚性兑付、产能过剩需要出清，大规模低效低端的产业需要出清。当然，真正使金融风险得到有效化解的是经济增长，中国需要新一轮的强劲增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