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金融机构的创新一定要和自身的风险控制能力、风险管理水平相匹配。创新的同时，机构本身要有一套内控措施和风险管理措施，控制度和防范度。

　　第二，作为监管机构，从外部监管方面对于“一行三会”分业监管的体制进行一些反思，看是不是有监管的盲点和盲区，既可能导致监管重复，从而牺牲金融业发展的效率，也有可能出现监管真空，后果就是形成金融业的风险隐患。所以从监管的角度来讲，怎么样适应金融创新而进行改进，也是当前非常重要的问题。

　　谭雅玲：其实我们没有躲过这次金融危机，美国伤的是外伤，内部没有受到伤害，中国伤的都是内伤，QDII就是伤，中投也是伤，我们的股市比美国伤得还惨。

　　我们不能幸免于什么，而应该增加担忧和危机感。我觉得对于风险的认识和风险的评估要超出自我，不能把自己的事情想得都很乐观，应该有危机感和紧迫感。

　　中资行国际化如何迈步？

　　《21世纪》：对于中国来说，商业银行的国际化是一个不可阻挡的趋势，但面对国际金融市场的动荡，我们应该如何更稳健、更有智慧地迈出国际化步伐？

　　张斌：具体的教训就是，银行贷款应该更加谨慎，特别是在经济过热时期看来还不错的顺周期贷款和投资需要格外提高警惕，应该将顺周期资产在总资产中的比重保持在可以承受的范围。

　　更深一步的说，顺周期资产受到市场热烈追捧和银行目前激烈竞争有很大关系，大家可能认识到了潜在的危机，但是大家还继续做，直到危机爆发。这有点像囚徒博弈。我们需要在制度层面确保银行在这方面的风险管理，需要对于顺周期产品的风险进行合理评估。

　　再就是中国金融业衍生产品的发展和海外投资，是不是因为出现了金融危机我们就应该把这些停下来？

　　金融业的市场化和对外开放面临着左右为难的困境。一方面，现在都说金融业是市场经济的血液，起到核心的作用，应该更多利用市场化和对外开放的方法鼓励竞争，提高效率；另一方面，我们从很多危机看到过度依赖市场机制也不可靠，创新可能带来一些问题，不仅带来有利的东西，也可能带来负面的东西。

　　其实我觉得对于决策层包括监管层来说，面临一个选择，即究竟更多依靠市场还是采取严格管制的体系。我个人的观点，更多依靠市场机制没有问题，包括创新和市场的开放都没有问题。不能说为了不出问题就不动了，在大方向应该有一个明确的态度，对市场化的机制有一个支持的态度。

　　勒晓阳：至于应该采取什么样的对策，简单说是“三个防范”。

　　第一是防范信用风险。对于美国发生的金融危机，由于美元的特殊地位，它对全球经济的影响很大。它的影响表现在流动性问题，流动性问题传导到银行客户产生违约的危险，再导致信用违约的蔓延，所以首先要防范信用风险。

　　第二防范境外投资风险。现在市值变化非常快，在境外投资方面就要限额止损，加强外汇系统管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