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理财庖丁李鸿儒的财富人生(2)

　　二、邮市起步

　　始臣之解牛之时，所见无非牛者；三年之后，未尝见全牛也。方今之时，臣以神遇而不以目视，官知止而神欲行。

　　――《庄子-养生主》

　　“要说赚大钱，我没有这个能力，我见过能赚钱的人多了。我在财富的态度上其实很平和，很保守，很厌恶风险，很墨守成规。在3000点以上，我就没买过A股了，我在所有的投资市场中都严格遵守价值为王的信条，无论是股市还是房地产、邮币卡、古玩收藏、外汇等等。我最喜欢的交易不是利润最高的，而是无风险的套利，并且能从中享受学习的乐趣。”李鸿儒开场便道出了他的理财观念。

　　20世纪80年代初，李鸿儒结束插队落户生涯，从江西回到上海，在一家国有银行工作。

　　他说：“我的所有财产是150元现金，一副铺板，两个木箱，在上海没有房产。当时也不懂什么是

　　李当时的工资是36元，为了应付生计，他开始在业余时间“兼职打工”。到一些专科学校教授“财务管理”等课程。“效益不错，每星期上3节课，每节给8元钱，一周24元，一月近百元，当时相当于一个正教授的效益。”他高兴地回忆起往事。

　　每周24元的“外财”并没有全部用于生活，李鸿儒从小就对邮票感兴趣，于是他把所有的业余时间和现金投入到了集邮中去。上世纪80年代上海几个有规模的自发形成的邮市里都活跃着他的身影，人民大道、南京东路、肇家浜路……这个市场培育了改革开放后的第一批“民间投资者”。

　　李鸿儒说：“我不客气地讲，80年代的邮市里，我是个有名气的人，外号四眼。上个月我在一家饭店吃饭，迎面过来个人非常面熟，但彼此不认识，后来叫老板介绍，原来对方也是邮市里曾经的名人，外号叫大头，大家当时三天两头能见面，但是居然都只知外号不知姓名。”

　　头几年，“四眼”对邮市的态度还仅仅是“只买不卖”，因为他把这当兴趣爱好，并不希望从中赚什么钱，最大的乐趣是“配套头”，即通过长时间地淘宝，把散落的成套邮票再依次配齐。况且那时候邮市的波动和成交量也很小，大家都没什么资金，掀不起多大的风浪。

　　“1987年，家里想买一台电冰箱，远东牌的双门，要600多元，没现金，怎么办，我只好第一次去卖邮票。但是我当时想好了，真正有价值的邮票决不卖，只把不是很有收藏价值的JT票都卖了，换回500元，然后向同事借了100多元，买了电冰箱。”李鸿儒说，“这件事还有个教育意义是我的另一个同事本来也想买，也是差了100多元，他想再攒一年钱再买，结果等他攒到了600多元，冰箱的价格已经涨到了800元左右。我当时一下子想通了很多问题，通货膨胀是什么，人不理财投资的后果多可怕，都明白了，还有就是明白了只要能获得确定的回报，贷款投资是很合算的事情。”

　　1988年，李已经荣升那个金融机构的中高层领导，同时他也踏入了“投机倒把者”的领地。

　　几乎每个周六和周日，李鸿儒都会出现在肇家浜街心花园邮市，在地上铺几张报纸，买进或卖出邮票和钱币等收藏物。

　　“后来闹了个大笑话。”他说，“有天刚摆下摊，城管来冲了，我赶紧拎了报纸就跑，没想到当天还有电视台埋伏着，把画面拍下来播出了，晚上我的领导就打电话到家来，训斥我有损形象。从此我只好不再摆摊了，都通过二道贩子出货，让他们从中赚个差价。需要强调的是，我买进卖出从来不是为了投机赚大钱，我主要还是在配套头，在享受其中乐趣，我最反感的就是那种成封成封买卖邮票的人，他们根本不欣赏邮票的美，他们纯粹是在倒卖。”

　　如此经历几乎有10年。1997年是中国邮币卡市场值得永远铭记的一年，那年的邮币卡热潮几乎已经成为“绝响”。1997年春节过后，包括邮票、磁卡、金银币、邮资片在内的所有品种几乎都在每天、每小时地创出新高，不少品种在短短两个月内的涨幅超过6000%！当时邮市里的人们，要炫耀自己的身价，不说“我有多少钱”，而是说“我有多少梅兰芳、猴子或黄山”。那时真是钱好赚，筹码难吸。

　　1997年3月，上海卢工邮市人丁最兴旺的时候，门票限量发行，晚一点去的人就无法进场了。眼看着里面大把的热钱没办法捞，住在附近的退休老头老太找到了赚钱的机会：清早起床赶赴邮市买票，进场就找个面熟的摊主随便买个几百块钱的邮票；等日渐中午，门票告罄的时候，出门兜售。门外饥渴难耐的人群往往把这些货一扫而空。一个早晨也能净赚数十上百，噱称“剥地皮”。今天有人说股市如何热，若跟1997年初的邮市比，恐怕还有相当远的距离。

　　正是在这种异常的气氛中，李鸿儒做出了一个异常的决定：“全线撤离邮市。”

　　“这种决定不是突然的灵感，而是来自对这个市场的长久的观察和摸索。”他平静地说，“我经历过邮市历史上的几次大起大落，并且作为一个长期收集者，我清楚每个邮票品种的价值所在，这一点是那些热衷投机炒作整封进出的投机客所不擅长的，他们对价格的判断依据不是收藏价值而是别人怎么看，而我从来不是把邮票当炒作标的，所以只对真实价值有兴趣。我深切地感觉到，除了极少数品种外，几乎所有邮币卡的价格都严重背离了价值，所以我决定清仓。”

　　但是这次清仓行动，李鸿儒并没有卖到一张邮票不剩。

　　他说：“我把所有的JT票、纪特票、小型张都清仓了，仅文革票就抛出去两部半，幸运地是抛售价基本都在历史高位上。不过我没有卖掉清朝、民国期间的邮票，还有就是错体票。因为我觉得这些邮票有真正意义上的收藏价值，它们有历史意义，能经得起国际通行的邮票价值衡量标准来检验，而不是被中国特有的一时一地的标准炒作起来的，这种价值投资是能够被时间认同的，具有连文革票都不具备的严格的内含价值。日后邮票价格低迷的时候，我甚至还吃进了自己喜欢的清票等品种。”

　　在以疯狂投机著称的邮市，李鸿儒居然严守着“价值投资”理念并逃顶成功，岂不近于“以神遇而不以目视，官知止而神欲行”的境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