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韩国保险报》和日本《保险每日新闻》共同主办，《中国保险报》协办的第七届亚洲保险论坛于3月28日在北京举办。

　　北京大学教授郑伟在会上分析了中国人口老龄化对养老保险基金的影响。他指出，中国基本养老保险制度的可持续问题极其严峻，按照中成本情景假设，到2048年将出现养老保险基金累积收不抵支，基金枯竭。单独依赖财政投入来解决养老保险缺口不具可行性，除加大财政投入意外，还需考虑其他外部筹资渠道，如开征新税种(如高消费税等)、国有资产变现、发型社会保障彩票、划转全国社保基金方法等来弥补养老保险缺口。

　　以下是郑伟发言实录：

　　郑伟：各位嘉宾下午好，今天下午讲三个问题，一个是人口老龄化的现状，过去六十年人口寿命增长的情况，从建国初期45岁，到2010年74.83岁。总生育率是一个妇女一生当中平均生育孩子的数量，五十年代的时候是6个，现在只有1.6，下降速度非常之快。出生率、死亡率和自然增长率的情况，影响自然增长率其实是出生率，出生素从原来的20%降到现在不到12%。中国从建国以来的6次全国人口普查的数据来看，我们可以看到65岁以上人口比重从原来的4%、3%现在增加到8.9%。人口老龄化的特征，最主要的一个特点是人口老龄化的未富先老，虽然很多国家老龄化程度比中国严重，但是他们在先完成工业化之后才迎来老龄化。人口老龄化的趋势，这是根据第六次人口普查的数据，我们自己用人口预测的软件做的预测情况，结果是大概在2050年人均寿命达到80岁，到本世纪末人均寿命达到85岁，这个趋势是非常明显的。人口金字塔分高中低不同生育率的方案，我们看最中间的最有可能的情形，最左边是2010年的情况、中间是2050年的情况，右边是2100年的情况，所以到本世纪末年龄结构老龄化的情况是非常严重的。人口年龄结构变化趋势，65岁及以上人口比例，我们只看种方案，2010年8.8—8.9%，2050年达到26%，2060年29%，后来就四五十年一直维持在28、29%接近30%的规模。

　　2010—2100年期间，这和第一环节韩国教授测算的时间纬度差不多，这个期间种方案下几个衡量人口老龄化的关键指标快速上升。比如说65岁及以上人口比例从2010年的8.8%上升到2055年超过28%。老年抚养比从2010年的11.9%上升到2055年的超过50%。年龄中位数从2010年的34.6岁上升到2037年超过45岁。

　　在这样一个人口老龄化的背景之下，对中国经济增长产生什么样的影响，这是非常难度量的问题，所以我们做了相对简化的处理，这个处理基本思路是什么样的呢？就是中国过去从1960到2005年这45年的时间我们可以算出实际的人均GDP的增长率，当然是在过去45年人口结构之下得到的人均GDP增长率。我们现在想做的工作是假如我们用2005年之后的45年的人口结构去替换2005年之前的人口年龄结构，那么会对1960—2005年这45年人均GDP的增长产生什么样的影响，之所以用2005年作为一个分界点，原因很简单，就是为了和国际上其他的学者做的测算数据做一个比较，因为我们只是测算中国的情况没有测算其他国家的情况。我们测算的结果，哈佛大学研究小组测算总体，反事实情况意思是说如果真实情况是实际数据，反事实情况是如果用2005往后45年的人口结构数据替换2005年之前人口结构数据会使得2005年之前的45年的人均GDP增长率发生什么样的变化。世界平均情况从1.84降到1.75，这是扣除通货膨胀的影响。所以从世界范围来看，总体情况会下降0.009。OECD国家下降0.7，中国会下降负的1.23，如果我们年龄结构不是过去实际年龄结构，而是用2005年之后人口结构做替换的话，在过去45年我们GDP增长会下降1.23个百分点，这个降幅是非常高的。过去我们经常讲改革开放这几十年中国经济增长归因于很多的因素，其中有一个因素就是人口红利。

　　所谓人口红利可以有各种各样度量指标，其中一个非常重要的度量指标是总抚养比的下降，六十年代最高的时候达到差不多80%。总抚养比是少儿抚养比加上老年抚养比。1964年的时候我们是将近80%，过去几十年一直往下降，八十年代60%多，2010年到30%多，所以在整个经济体当中，养小孩的负担非常明显的减轻，但是这种人口红利现在已经进入拐点，发生了改变，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说人口红利已经消失了。如果降低1.23个百分点，过去45年期间人均GDP增长的倍数14倍会下降为8倍。

　　第三方面，人口老龄化对中国养老保险基金的影响。养老保险基金指的是第一支柱的基本养老保险基金，不包括第二、第三支柱，仅仅包括城镇职工养老保险这一块。主要有四个方面的数据向大家汇报，第一个是在职退休人员比例，中国城镇职工养老保险里头大概是三个在职人员养一个退休人员，3：1的数值。到2030年会降到2：1，到2065年降到1：1。也就是说到2065年中国城镇员工养老保险是一个在职养一个退休，这个比例和美国相比，是很不一样的。美国目前的抚养比，在职和退休也是3：1，美国2030年代也是2：1，但是在2030年代之后他长期保持2：1稳定的态势，但咱们是继续往下降。正是因为人口老龄化的急剧变化导致了我们在后面这几张表出现比较严峻的状况。年度现金流的衡量是当年的基金收入和当年支出之间的关系，在这个里头我们会发现在2037年的时候，会首次出现城镇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基金当年收入不抵当年支出，当年收支会出现负数。

　　第二个数据是累积收支，我们发现累积收支在2048年会出现整个基金的枯竭，就是假设不改革，照着目前的框架往下发展，2048年中国城镇养老保险基金就会枯竭。第一阶段我们听到韩国的情况，也有本世纪四十年代出现基金枯竭的问题，这和中国的情况还是挺像的。

　　第三个数据是综合精算结余，这是在考虑未来几十年当中平均来说它的缺口有多少。我们重点看2011—2100年九十年中间中成本总体情况，是负的12%，这是什么意思？如果考虑九十年期间平均基金的缺口年均是负的12%，这个意思就是说如果想让基金达到平衡，或者把养老金替代降低12个百分点，或者把养老保险的缴费率提高12个百分点，这都不可能，现实当中不具备操作性，因为现在养老保障水平不高，而且缴费水平已经很高了。大家注意到这四个红数字是由正变负，这实际上是看我们考察的期限的变化，如果只考虑25年，2011—2035年这25年时间根本不用发愁养老基金，它不但没有缺口，还有结余。

　　基于以上的分析，中国养老保险制度的可持续问题极其严峻，按照中成本假设2048年出现养老保险基金累积收不抵支，基金枯竭。2049年迎接建国一百周年，我想我们不应该希望这样的成绩单向建国一百周年汇报。不要幻想通过养老保险制度的自我调节来实现基金平衡，12%的缺口靠自我调节不可能实现。不能单独依赖财政投入弥补养老保险缺口，如果这九十年想靠财政投入弥补缺口大约需要每年财政支出11%用于弥补持续九十年，这怎么可能？国防以每年5%的比例支出，怎么可能财政每年拿出11%弥补城镇职工基本养老保险需求，所以完全依靠财政投入弥补也不可行。除了外部筹资渠道之外，应当同时注重通过内部挖掘来弥补养老保险的缺口。中国养老保险制度一方面虽然形势严峻，但并非无药可医。另一方面，养老保险制度改革有时间窗口，改革时机稍纵即逝，12%的缺口起点从2011年开始算，如果往后延五年、十年，缺口就不是负的12%，就是负的13、15%了，越往后拖回扣拉得越大，所以等了过几十年病入膏肓了再寻医问药那时候就没有办法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