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经济发展的理论挑战

　　中国经济发展的理论挑战

　　文/运帷

　　中国经济的发展，用西方传统经济学已经无法解释。尽管有关经济周期的研究文献相当繁杂，但目前西方主流经济学家认为，经济波动的周期规律性是有限的。比如，1930年以前美国经济波动的周期性较为明显，大约是18年一个周期，但这在一定程度上是美国移民政策变化的结果。二战以后，美国经济中服务业比例大幅上升，服务业的周期波动性远比工业要低，因此二战后美国经济波动发生的时间间隔的随机性更强，不能简单套用战前的经济周期波动规律来分析了。

　　当前，主流经济学对经济周期的研究已经转向经济波动的内生机制上来，尤其是需求在短期内对经济波动的影响。而从中国经济发展来看，梳理当前国内关于“新周期”的辩论，可将各自的观点大致分为两类。

　　第一类是关于当前新的周期形态是否已产生的相关争议。新周期不同于旧周期，它是由非理性增长转到理性增长的。这个周期更多是以提质增效、美化环境、增进民众福祉为重点的新周期，不同于以往以高投入、高消耗、高污染、高债务、追求高增长的时期。持相反观点的人士则认为，当前经济增长方式动力并没有发生大的变化，还主要靠投资拉动，尤其是基础设施投资；尽管民间投资增速上升较多，但其中很大一部分民间投资缺乏可持续性。

　　第二类是针对中国经济目前究竟处在周期的什么阶段的相关论议。有一种观点认为，中国经济仍在L形增长的平台期，但终端需求已经趋于稳定，一是它脱离了过去长达7年的下行轨道，会逐步稳定并进入L形的底部；二是经济波动幅度会比以前明显收窄，进入稳定增长期。也有观点认为，中国经济将重返高速增长阶段，当前处于新周期的起点，其理由是：第一，新周期需求的复苏是超预期的；第二是供给的出清；第三是新政治周期的开始。但最近的观点已经收敛到“产能周期”，即新周期不是U形的复苏，而是经济L形下的供给出清；新周期的核心是从产能过剩到供给出清、行业集中度提升，行业龙头资产负债表修复为新产能周期积蓄力量。

　　针对上述两种观点，我们发现，不能简单的套用国外的“周期理论”来判断当前中国经济的发展阶段。中国经济由高速增长逐步进入中高速增长，是受全球经济进入衰退阶段、中国人口红利减退、生产要素成本上升、自然资源和生态环境约束等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从中长期看是一个不可逆的趋势。传统周期理论无法对这样的变化给出适当的解释，因为这是一种增长平台的转换，或者是增长阶段的转换。这种现象是后发追赶型经济体所特有的，与发达国家曾经出现过的周期现象不是一回事。而“新周期”需要有更明确、清晰的界定，否则会带来一定的认识混乱。有人把新周期视为与过去7年回落相对应的大幅反弹，并认为触底以后经济增速会明显回升，甚至重返高增长轨道。实际上，这种看法仍然是把过去7年的回落看成经济周期的一种波动现象，但无法从逻辑上和现实中得到支持。在高速增长惯性依然存在的情况下，把新周期看成是对高增长的回归，在预期和政策上都可能带来一定的负面影响。

　　因此，经济学理论也需要“与时俱进”，记得在上期杂志中，我们分析过经济学的几个典型发展阶段，新阶段的产生无疑都伴随着新经济形态的形成。而当前中国经济发展情况在人类发展史上绝无仅有，需要与之相适应的经济学原理来做支撑。也许，下一届诺贝尔经济学奖，会跟研究中国经济有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