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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刊记者 张艳花

　　主持人的话：从1994年在部分股份制银行中推行资产负债比例管理试点时提出，到1995年写入《商业银行法》，存贷比正式成为商业银行资产负债比例管理的重要指标之一，此后，作为重要监管指标的存贷比经历了不断的调整：2011年，监管部门将存贷比指标改为日均数；2014年调整存贷比指标口径，增加分子端的贷款扣减项，扩大分母端的存款计入项。2015年，监管部门表示，存贷比今后将由监管指标变为参考指标。应该说，存贷比监管改革，伴随着我国商业银行经营战略的转型，也见证了我国商业银行不断深化的改革历程。本期一线话题即围绕存贷比监管改革及由此引发的问题展开讨论。本期访谈嘉宾包括：中国社科院金融研究所银行研究室主任曾刚，中国银监会南通监管局的陈亚楠和成都银行前副董事长、成都金融城投资发展有限责任公司副董事长田华茂。

　　记者：存贷比指标从产生到逐步调整及至淡出银行业监管体系经历了一个过程，在这一调整过程的背后，是怎样的金融发展现实？

　　曾刚：存贷比指标产生的背景是紧缩性宏观调控需要，在上世纪90年代初，存款不足长期困扰我国银行业，商业银行主要依靠从中央银行借钱（再贷款）来进行贷款扩张，长期处于贷差状态，即存贷比大于100%。1994年，我国发生高达24%的通货膨胀率，而紧缩信贷是反通货膨胀的主要手段。基于这样的背景，1995年颁行的《商业银行法》将存贷比作为银行主要的流动性监管指标之一，并规定“贷款余额与存款余额的比例不得超过百分之七十五”。从1998年开始，首先面向国有商业银行实施了这一制度。

　　除宏观调控方面的需要外，存贷比指标的出现，在一定程度上也是我国商业银行改革发展的需要。为促进商业银行经营管理的市场化，1998年1月，人民银行[微博]取消了对商业银行贷款限额（规模）的控制，转为以间接调控为主，实行“计划指导、自求平衡、比例管理、间接调控”的信贷资金管理体制。其中，“自求平衡”的核心就是“以存定贷”“比例管理”，就是按照存贷款比例等九大类比例指标指导商业银行的经营管理。由此，商业银行经营的自主性迅速增大，市场化改革也进入快速发展的新阶段。

　　不过，尽管有以上这些益处，存贷比约束的建立，在实践中也并非一蹴而就。从统计数据上看，从1978年到1993年，我国金融机构各项存款余额始终小于贷款余额，且存贷比随着我国对外贸易的迅速发展而不断缩小，但始终大于100%。其中，1978年存贷比为164%，1993年为111%，到1994年时降到100%以下。在存贷比上限监管推出后，1995年银行体系各项贷款与各项存款之比为93.8%，1998年仍为90.4%，2000年降为80.3%，2003年为76.4%。2004年之后，随着外汇占款持续高速增长，银行资金来源得到极大改善，存贷比开始持续低于75%。以上情况说明，在存贷比推出后的很长一段时间中（1995～2004年），银行业的存贷比实际水平都高于75%上限，因各种因素的缘故，监管要求并未得到落实。

　　从2004年之后，随着存贷比下降到75%以下，监管层面对该指标的执行也开始趋于严格。存贷比上限的约束日渐强化，对银行存、贷行为的影响也越来越明显，这既有好的一面，即在宏观上抑制了信贷过度投放，并在微观上降低了单一银行的流动风险；也有不好的一面，即对银行行为造成了扭曲。特别地，随着近年来我国金融创新的深化和金融脱媒的加快，存贷比指标缺陷愈发凸显，取消存贷比监管也就成为必然结果。

　　记者：从银监会公布的数据看，近三年来的存贷比大多数在66%以下，这似乎显示商业银行的存贷压力并没有那么大；而另一方面，中小商业银行一直呼吁取消存贷比。如何理解这两种现象之间的逻辑？

　　陈亚楠：的确，从存贷比实际数据看，全国商业银行的存贷比并不高，但从个体看，中小商业银行的客户存贷比还是比较高的。来自人民银行的统计数据显示，截至2014年末，全国中资中小型商业银行人民币存贷比高达81.81%，高于大型银行10.08个百分点，高于《商业银行法》法定值75%，自然而然，中小型商业银行取消存贷比的呼声比较高。

　　另外，从存款结构看，中小银行流动性强的对公存款占比高达70%（大型银行占45%），相对稳定的个人存款占比23%。这一现象说明中小银行的客户主要集中在对公客户，这部分客户多是依靠贷款营销而来，单一客户存贷比高，部分银行为了降低存贷比，在给客户提供贷款时，不得不违规给客户循环办理全额保证金银行承兑汇票业务，这也是中小银行保证金占比高达12.32%、高于大型银行9.81个百分点的原因。随着外部监管力度加大，违规拉存款的业务模式不可持续，存贷比冲破约束在所难免，取消存贷比成为部分中小银行合法生存的现实选择。

　　曾刚：尽管在目前阶段，存贷比对银行信贷的约束似乎不紧，但这只是在经济减速、有效信贷需求减弱的环境下出现的总体性、阶段性现象而已，并不意味着其在未来不会对银行行为造成约束，也不意味着对所有银行都不构成约束。事实上，银行体系内部的资金状况一直存在分化，一些市场化程度高、扩张较快的中型银行面临较大的存款压力，而一些地方性银行的资金则相对宽裕。所以，尽管整体数据反映压力不大，但扭曲依然存在。从这个角度说，弱化存贷比指标有助于完善监管制度，消除对银行行为的扭曲，适应利率市场化改革的方向。

　　记者：存贷比是考核市场流动性的重要指标，而流动性是发生金融危机的最重要原因之一。为什么存贷比不再是一个考核流动性的有效指标？

　　曾刚：存贷比上限监管隐藏着这样一个原则，即商业银行各类资金来源中，只有存款才可以发放贷款。商业银行资本金、发债、同业拆借等资金来源再多，也不能用来放贷。这迫使所有商业银行都来挤存款这条独木桥。获取存款的必要途径是多设网点，导致大小银行都在拼机构。唯存款马首是瞻的监管导向，在客观上造成了银行业冲时点、拼大户的不合理现象，导致了资源配置上的扭曲。同时，所有银行一致的冲时点行为，更是放大了资金市场的波动。因此，一个原本为了控制银行流动性风险的指标，反倒成了新的流动性风险来源。

　　简而言之，随着利率市场化的不断推进和金融市场的快速发展，银行的负债来源、资产运用日趋多元化，存、贷款在负债、资产中的占比不断下降，仅靠存贷款已难以完整反映银行的负债及资产状况，更无法全面、准确反映银行的流动性状况。同时，随着负债的多元化，银行的信贷资金来源已不限于传统的存款，其他很多稳定性好、与贷款期限相匹配的负债都可作为信贷资金运用，仅仅依靠存、贷款的匹配越来越失去其原有的意义。在这种背景下，存贷比作为流动性监管指标的意义大幅减弱，并逐渐异化成了对银行信贷规模的约束，因此适当的改革与调整已势在必行。

　　陈亚楠：应该说，取消存贷比监管是大势所趋。一方面是银行战略多样化。毫无疑问，互联网金融已对现有的金融业产生了鲶鱼效应，金融创新一日千里，银行机构为突破传统存、贷、汇业务，战略做了较大的调整，各类银行战略精彩纷呈，有以零售银行著称的招商银行、有以同业业务见长的兴业银行、有以网络平台崛起的微众银行、有小微企业成长伙伴的民生银行。面对银行战略多样化，监管部门再以存贷款比例来衡量银行经营合规性，效应弱化。

　　另一方面是银行业务多元化。如果说银行战略多样化是全局性的变革，那么单一机构业务多元化也是大势所趋。纵观全国大、中、小银行机构，单纯从事存、贷、汇传统银行业务的银行几乎是凤毛麟角，相反，各行在兼顾传统业务的同时，同业业务和表外业务通过快速创新成为利润中心，且这块业务不仅仅突破了存贷比考核，也在不断地突破监管规章的约束。相应地，调整监管思路势在必行。

　　田华茂：存贷比指标考核在银行传统经营模式下发挥了重要作用，但是，在20年后的今天，国内经济金融形势、监管环境以及银行自身的业务模式已经发生了深刻变化，存贷比监管越来越显示出其较大的局限性和负面影响。一是以存贷比指标管理流动性存在局限。一方面，随着金融创新的深化，银行的负债来源、资产运用日趋多元化，表外业务不断发展，存贷款在资产负债中的占比呈不断下降趋势，仅靠存贷比指标已难以完整反映银行的资产负债状况；另一方面，存贷比监管强调总量规模的配比关系，而忽略了期限、性质等更为重要的结构化信息，难以准确评估资金波动带来的流动性风险，作为衡量流动性状况的监管指标已显得“过时”。

　　二是存贷比硬约束引发银行经营行为“逆向选择”。存贷比监管增大了银行吸存压力，尤其是对于存贷比逼近上限的银行来说，无论是从监管合规还是银行自身业务发展角度，吸存的迫切性都十分强烈，进而引发了银行月末冲时点、调整理财发行期限、以存转贷甚至高息揽存等多种违规吸存行为。与此同时，在互联网金融发展迅猛、利率市场化改革提速、金融脱媒步伐加快的背景下，存款分流形势严峻，一些银行为了规避存贷比限制，通过双方或多方委托、委贷、同业代付等手段将部分表内贷款转向表外，进而降低了业务的透明度，增大了监管难度与银行的风险隐患。

　　三是取消存贷比有利于商业银行业务创新。随着利率市场化不断推进，商业银行需要改变依赖存贷利差的经营模式。这就需要实施资产、负债、资本多元化以及表外业务的不断创新，从而实现盈利多元化。取消存贷比，使商业银行在资产负债及表外业务结构分布上具有了更大的自主性和自由度，有利于商业银行业务的创新。

　　记者：存贷比指标不再作为监管指标后，如何调控银行信贷规模和管理银行流动性？这个指标功能如何替代？

　　陈亚楠：从现有监管指标体系看，存贷比指标取消后，预计资本充足率指标和流动性比例指标会成为监管的重点指标。这两个指标与存贷比指标相比，不仅能衡量银行的规模、管理银行的流动性，且还有其他辅助监管指标与其配套，在传导宏观调控意图、体现监管灵活性方面优于存贷比指标。例如，与调控银行信贷规模直接相关的指标有央行[微博]的合意贷款额度，间接相关的指标有银监会的杠杆率指标；管理流动性的指标除了流动性比例外，还有流动性覆盖率、净稳定资金比例、流动性缺口率及一年内流动性缺口比例、核心负债依存度、人民币超额备付金率、同业市场负债依存度等多个辅助指标。具体而言：

　　合意贷款规模。2011年开始，央行推出合意贷款规模直接控制到每家银行每个月的放贷量。合意贷款的初衷是在和存贷比相互配合控制单个银行贷款总量的基础上，对放贷节奏有所调节。但是，该约束措施出台后，经济上行期，银行贷款投放额度不够用，出现大量逃避合意贷款额度的金融创新；经济下行期，有效信贷需求下降，银行贷款投放额度用不足，就出现了月末“冲贷款”或用转贴现超额抵算贷款的“擦边球”现象。这一行政调控贷款规模的手段有待进一步完善。

　　资本充足率指标。资本充足率为银行资本净额与风险加权资产的比率，是一种特殊的“杠杆率”，是衡量银行抵御风险的能力、抑制银行风险资产扩张的一个指标。监管部门不仅要求系统重要性银行在2018年达到11.5%，还通过调整风险权重传导监管意图。例如，为鼓励小微企业贷款，将风险权重由100%下调至75%；对非自用不动产如抵贷资产的风险权重由100%上调至1250%，鼓励银行处置不良。这一指标能覆盖到表内表外所有业务，风险计量覆盖到信用风险、操作风险、市场风险。与存贷比指标相比，该指标具有覆盖资产范围广、管控风险领域宽、监管部门调控灵活的特点。

　　流动性比例及流动性缺口率指标。流动性比例是银行一个月内到期的流动性资产与流动性负债的比率，是衡量银行短期流动性状况的指标。流动性缺口率是指银行90天或一年内到期的资产负债间缺口与同期限内到期的资产余额之比。这两个指标与存贷比指标相比，能通过期限匹配测算到全行未来一段时间全科目的流动性缺口，其核心是加强资产负债管理。从上述指标的辩证关系看，存贷比低的银行，不等于流动性充裕；存贷比高的银行也不等于流动性不足；资产负债匹配合理，现金流充足才能确保流动性。例如，2013年6月的流动性紧张事件中，流动性紧缺的银行存贷比指标很低，但解决此问题不是通过压降贷款实现，而是通过调整同业策略实现。

　　田华茂：从当前银行业流动性管理技术来看，流动性管理更加注重全部资产负债结构的匹配，不仅仅是规模的简单匹配，而是包括了期限、现金流、应急能力等在内的风险适度匹配。巴塞尔协议III和银监会《商业银行流动性风险管理办法》等相关监管办法，引入了新的流动性风险管理指标等监管工具，使银行流动性指标体系日趋完善，因此，我认为，存贷比指标不仅应该取消，而且也无必要作为辅助指标，因其已无法作为有效的流动性控制指标。

　　当然，存贷比监管指标的取消，会提高银行信贷投放自由度，可能引起对银行过度放贷的担忧。但就当前及未来相当一段时期的经济金融形势而言，实体经济环境面临较大不确定性，取消存贷比继而使银行大规模增加信贷投放在目前来看并不现实。另就银行自我约束来看，尽管其他监管指标并不能直接作用于信贷规模的控制，但金融改革的持续深入将促使银行加快转型与自我约束，银行合理匹配资产负债结构并适度放贷将会成为常态。因此，对于取消存贷比监管，不必过于担忧。

　　记者：也有观点认为，存贷比指标尽管在信贷规模控制和流动性管理方面与其他指标存在重叠，但是它简单明了、易于监测，因此，作为参考指标有其合理性。作为参考指标的存贷比，在监管实践中如何应用，如何增强其灵活性和弹性？

　　曾刚：前面讲到，随着利率市场化推进，不同银行的流动性风险特征也有所差异。业务结构相对传统、存款和贷款仍占绝对主导的银行（主要是中小银行），存贷比指标能较好地反映银行的流动性风险状况，在实践中，仍可以作为重要的参考指标，易于理解并便于执行。对于业务相对复杂、资金来源使用更为多元化的银行，存贷比指标对流动性风险的参考意义已经不大，因为对这些银行而言，流动性风险的主要来源，已从传统的储户挤兑，转变为金融市场上各类主动性负债的到期兑付。仅关注存贷比已经不能反映银行流动性风险的真实状况，而且极易造成误导。对此，需要逐步过渡到能容纳银行所有业务的、更为综合的指标，即巴塞尔委员会提出的流动性比率和净稳定融资比率。

　　陈亚楠：是的。存贷比指标确实具有简单明了、易于监测的特点。这一指标监测依然适用于信用风险程度高、存贷款业务单一的银行，具体监测中，可以从审慎监管角度与监管准入、监管评级配套使用。监测中，对于存贷比指标不符合监管要求的银行，可以在监管评级时适当扣分。例如，对存贷比达不到60%的银行限制其开办信贷资产证券化业务、限制其资金投向非标，以鼓励其缩短业务链条，实实在在支持实体经济；对不良贷款过高、贷款流动性不足的银行，通过控制新增存贷款比例的措施，提高流动性；对交易资产出现亏损或可供出售金融资产出现大面积浮亏的银行，通过新增存贷比监测指标，引导银行在资产端增加贷款、降低投资，从而降低资金业务风险。

　　记者：弱化存贷比考核后，可以预期商业银行的经营和发展策略可能发生哪些变化？

　　曾刚：总体上说，存贷比限制的放松，给银行提供了更大的发展空间。银行可以在传统的存贷款以外，拓展新的表内资金来源和运用方式，以及各种表外业务。这意味着，银行业的差异化会开始变得明显，部分银行可能会往交易型银行、混业经营方向转型，而一些银行可能会继续专注于存贷款等传统业务。当然，对所有银行来说，放松存贷比限制，都会促使银行以更为多元化的方式来筹集资金，主动负债在银行资金来源中所占的比重将越来越高。此外，以存定贷、存款立行等传统管理思路，或会逐渐让位于更为科学、全面的资产负债管理，银行经营也将向更为精细化的方向发展。

　　陈亚楠：存贷比监管弱化，资本充足率监管强化，商业银行的经营行为有一些有利的变化，也有一些不利的变化。

　　有利的变化体现为四个方面。一是加速授信业务创新。取消存贷比指标后，银行在授信业务上积极拓展，与授信业务相关的创新会加速，相反，以前为规避贷款规模的表外业务创新会削弱，这一变化，有利于银行对同一客户实施统一授信管理。二是加速同业业务创新。由于同业业务的风险资产权重远远低于授信业务，商业银行为减少资本占用，会加大同业合作，过去的通道类业务非但不会削弱，合作范围还会从银行业金融机构进一步扩大到非银行业金融机构；交易对手会横跨资本市场、保险市场；合作产品涉及本外币两个市场；合作领域从融资到融智；合作方式会从线上到线下。三是加速风险控制创新。鉴于风险计量的需要，商业银行风险识别依赖于大数据，监测和计量更多地依赖风险管理系统，风险控制从人工时代向网络控制时代迈进。四是加速盈利方式创新。随着利差收窄，银行传统存贷业务盈利能力下降，为维持银行利润，预计盈利模式创新会层出不穷。

　　不利的变化体现为三个方面。一是银行顺周期的缺陷会越来越明显。经济上行期，银行投放积极性会高涨，存贷比指标会攀高，累积的信用风险会在以后一段时期爆发；经济下行期，银行信贷投放不足的问题会非常突出，存贷比较低，银行支持实体经济的作用不强。与此相对应，宏观调控的逆周期效应与商业银行的顺周期效应难以统一。二是资金流向不合理。资金会通过同业合作加大流动，并伴随两个不合理现象，即农村资金流向城市、中小金融机构的资金通过与证券公司合作流向股市。三是银行系统风险控制难。在资本导向下，银行同业资产占比会越来越大。同业业务跨区域、跨市场合作的特点，又使得单一机构的风险很容易通过资金合作链条传递到不同的机构和不同的市场，银行系统性风险控制的难度加大。

　　田华茂：近年来商业银行存贷比平均保持在70%以下，在较大程度上是得益于“合意贷款”的调控，银行在这段时期的存贷比指标压力并未突显。“合意贷款”与存贷比指标都具有信贷调控功能，相较而言，“合意贷款”调控工具更加直接，但也快速衍生出规避信贷规模的种种金融创新行为。存贷比则需要兼顾放贷需求与存款资金支撑，进而引发存款冲时点、以存转贷、高息揽存等不规范经营行为。前面提到，存贷比指标监管在当前经营环境下已经“过时”，其监管作用正在被其他工具所取代，因其限制而引发的种种不规范行为也将逐渐转变。

　　存贷比监管作用在弱化、弊端在显现，这个时候取消存贷比监管对银行经营行为转变有着重要意义：一是银行在资产负债结构的分布上将更具灵活性和自主性；二是适应银行从“讲规模”向“讲效率”的经营转变，有利于银行按照成本效益原则去发展资产负债业务；三是适应银行由同质化向差异化的转变，有利于银行寻求差异化的发展道路。

　　记者：弱化对存贷比指标的监管，一线监管会发生哪些变化？

　　陈亚楠：一是监管新理念。随着存贷比指标监管弱化，监管部门从规模监管理念转变为资本监管、风险为本的监管理念，并通过监测资本充足率系列指标，逐步向微观审慎监管和宏观审慎监管转变。

　　二是监管新标准。随着巴塞尔协议Ⅲ的推进，资本监管新标准逐步实施，与此相关的流动性风险加权风险资产、市场风险加权风险资产、操作风险加权风险资产计算要求逐步提高，银行基础数据积累和系统开发需要上一个台阶。

　　三是监管新举措。监管引领的作用会强化，如引领机构业务模式从传统银行存贷业务向综合业务转变，满足不同客户的金融需求；引领机构保持收益、风险与增长的平衡；引领机构稳健经营和可持续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