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慕冰

　　经过审慎评估验收，中国银监会于2014年4月核准了工商银行、农业银行、中国银行、建设银行、交通银行、招商银行六家商业银行实施资本管理高级方法。这标志着中国商业银行资本管理迈上了新台阶。当前，我国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商业银行的改革发展、经营模式和风险防控面临着新的挑战和机遇，也为资本管理和风险管理高级方法的深入推广应用提供了更加广阔的空间和舞台。商业银行应抓住机遇，做实、用准、用好高级方法，用高级方法引领新常态下经营转型，推动自身稳健、可持续发展。

　　我国银行业高级方法实施进程回顾

　　中国银监会一直高度重视巴塞尔新资本协议在中国的实施，不仅将其作为履行G20、金融稳定理事会及巴塞尔委员会成员国义务的一项工作，更将新资本协议实施作为提高中国银行业风险管理水平、提高银行业监管有效性的重要抓手。

　　2004年巴塞尔委员会发布巴塞尔资本协议II之后，银监会随即组织商业银行研究。2007年，银监会发布“新资本协议指导意见”，明确了中国实施资本管理高级方法的路线图。2008年国际经济金融危机后，银监会在资本监管中做到微观审慎监管与宏观审慎监管并重。一方面，督导有条件的商业银行加快高级方法体系建设，提高资本管理和风险管理水平；另一方面，提高资本要求，引入杠杆率指标，对系统重要性银行采取差异化监管措施，并组织制定恢复处置计划，提升银行体系的稳健性。

　　特别是2012年6月，银监会颁布了《商业银行资本管理办法（试行）》（以下简称《资本办法》）。《资本办法》整合了巴塞尔资本协议Ⅱ和巴塞尔资本协议Ⅲ，形成了中国版的巴塞尔协议。《资本办法》对高级方法的内涵做了规范，它包括信用风险内部评级法、市场风险内部模型法和操作风险高级计量法等，是商业银行选择使用内部模型来计量风险和监管资本的方法。高级方法本质是基于数据挖掘的精细化风险管理和资本管理工具。

　　经过近十年的准备，2014年4月，银监会核准了工商银行、农业银行、中国银行、建设银行、交通银行、招商银行六家银行实施资本管理高级方法。上述六家银行资产总额占中国商业银行总资产的45%左右，其中三家为全球系统重要性银行（G-SIB）。此轮核准标志着我国银行业风险治理能力建设开始迈上新台阶。

　　核准六家银行实施资本管理高级方法一年来，银监会通过现场检查、监管会谈、座谈走访等多种方式督导商业银行提高风险计量审慎性，推动高级方法结果在商业银行经营管理中的应用。当前，中国银行业高级方法实施呈现出梯次推进的良好局面，一方面已核准高级方法的银行正在有序申请扩大高级方法覆盖范围、升级完善计量模型方法；另一方面部分股份制商业银行，正在申请或拟于近期申请实施资本管理高级方法；此外，个别政策性金融机构、城市商业银行、农村商业银行、外资银行等也在启动高级方法体系建设前期基础工作。

　　六家银行实施高级方法后，平均资本充足率较权重法上升0.65个百分点左右。整体上体现了高级方法比权重法风险敏感度更高、具有适度激励作用的特点。通过高级方法实施，六家银行打造了“升级版”的风险管理体系，实现了风险计量的科学化和精细化，风险量化、资本约束成为经营管理的核心要求。与此同时，高级方法的实施，进一步丰富了监管工具箱，推动从简单定量监管向定性与定量相结合监管转变，从不良率等事后指标监管向评级分布、违约率等事先指标监管转变，从资本充足率的结果监管向资本计量应用全流程监管转变，有效提高了监管的前瞻性、客观性和主动性。

　　新常态下高级方法实施面临的机遇

　　当前我国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商业银行的改革发展、经营模式、风险防控面临新的挑战和机遇，要求商业银行能够更加准确地选择符合国家战略发展和宏观产业政策的优质客户，更加前瞻性地识别并及时退出高风险客户，更加精细地服务好客户，更加高效地配置资本和信贷资源。高级方法作为一种基于数据挖掘的精细化风险管理和资本管理工具，在新常态下面临以下重大机遇。

　　高级方法有利于更好地服务实体经济

　　新常态的基本要义是“新”，经济结构将不断优化升级，经济发展动力将从要素驱动、投资驱动转向创新驱动。新常态下，新的融资需求增长点在于，以“大众创业、万众创新”为特征的小微企业，先进制造业、高新技术产业、战略性新兴产业，以及与人民生活改善和消费升级相关的产业。在实体经济提质增效的过程中，银行业要“迎新而上”，加快金融业务创新，做好对小微企业及新兴产业的金融服务。近期，银监会下发《关于2015年小微企业金融服务工作的指导意见》《关于做好2015年农村金融服务工作的通知》等文件，引导银行业更加注重服务质效的提高和服务覆盖面的扩大，使银行业金融资源惠及更多的小微企业。

　　在信用风险内部评级高级法下，贷款的资本占用受到客户信用等级、信贷业务债项等级、贷款期限、宏观经济相关性等多项风险因素的综合影响。尽管小微企业违约风险大，但信贷业务违约损失率低、期限短、集中度风险低，高级方法下小微企业贷款的平均资本占用可能低于大中型企业。据某商业银行测算，内部评级高级法下，紧密联系产业链、供应链、上下游，贷款用途和还款来源相对明确的贸易融资贷款，其资本占用率约为全部公司贷款平均资本占用率的一半。高级方法的实施，为商业银行更好地服务实体经济提供了契机。

　　高级方法有利于提高风险管理前瞻性

　　俗话说，“不破不立”。旧常态向新常态转变过程中，必然伴随着产业结构的重新洗牌，高污染、高耗能、产能严重过剩的低端产业必然被扬弃，信贷资源必将逐步从落后产能中退出。随着产业结构的进一步深化调整，市场将逐步在资源配置中发挥决定性作用。在经济结构调整和增长速度下行的过程中，银行业不良资产反弹的压力进一步显现。截至2014年末，我国商业银行不良贷款余额达8426亿元，已连续12个季度上升；不良贷款率为1.25%，较2014年初上升0.22个百分点。

　　高级方法作为前瞻性的风险管理工具，其计量出的违约概率、违约损失率、预期损失、风险加权资产、风险价值（VAR）等一系列风险指标，有利于商业银行全面掌握风险状况，对风险高的领域予以重点管理，有利于商业银行提升对经营劣变企业识别判断的准确度,把控好资产质量。特别是，基于高级方法开展的压力测试工作，其过程的科学性和结果的可靠性都将明显提升，这有利于商业银行预判和识别各类外部冲击带来的影响，提前做好预案。

　　高级方法有利于应对利率市场化挑战

　　当前我国利率市场化改革进程进一步加速。2013年7月，中国人民银行[微博]全面放开金融机构贷款利率管制。2015年3月，中国人民银行[微博]进一步推进利率市场化，将存款利率的浮动区间扩大至基准利率的1.3倍。利率市场化改革将对我国商业银行的经营模式、资产与业务结构、定价机制以及风险管理带来较大挑战。在利率市场化条件下，商业银行之间的竞争将主要体现在风险定价管理能力的竞争上。

　　事实上，面对不同的客户和产品，要实现针对每笔业务的准确自主定价，建立起反映市场竞争、成本控制、风险抵补、效益核算等方面要求的贷款定价机制，背后需要有一个庞大复杂的系统工程给予支持。这个系统工程中，首要工作是科学计量客户信用风险。这正是高级方法下信用风险计量体系的重要出发点和着力点。面对利率市场化挑战，商业银行应全面应用高级方法风险量化成果，建立健全风险与收益相匹配的综合定价机制。目前已有部分商业银行基于高级方法的成果测算基础利率（Loan Prime Rate，LPR），并探索采用LPR进行贷款报价。将来还会有更多基于先进风险管理技术而开发出的定价模型方法。

　　高级方法有利于应对互联网金融挑战

　　当前，以互联网为代表的新技术正逐渐改变传统金融业的生态环境。一方面，随着大数据、云计算、社交网络和搜索引擎等新技术的发展，以第三方支付、P2P 网络借贷、众筹融资等为代表的互联网企业逐步渗透至传统金融领域，开展资金中介、支付结算等金融业务；另一方面，银行也开始利用互联网技术，在线上、线下逐步改造传统业务模式，积极推动自身的转型、创新和发展。尽管出现了部分P2P平台跑路等风险事件，但是互联网金融对传统银行的冲击日益显现。当前我国正在研究制定互联网金融监管办法，互联网金融发展将趋于规范，与此同时，其与传统金融的竞争将加剧。

　　互联网金融核心竞争力在于产品、服务和渠道的创新。比如,传统银行审批一笔小企业贷款的时间，最少也要3～5天，而互联网金融企业所需时间则更短。为应对互联网金融的挑战，商业银行也要拥抱互联网思维，基于大数据，提供便捷、风险可控的金融服务。这要求银行业充分运用前期高级方法的成果，发挥高级方法数据挖掘的优势，不断完善模型方法，开发自身的互联网金融产品，积极应对互联网金融的挑战。

　　高级方法有利于提升国际竞争力

　　当前，“一带一路”建设、人民币国际化等国家重大战略逐步落实，我国企业的发展日益依赖境内境外两个市场、两种资源，我国经济全球化的进程进一步加快，这些都要求商业银行增强国际化经营的主动性和自觉性，为“走出去”企业提供包括结算、融资、交易、咨询等一揽子金融服务。此外，随着我国经济对外依存度提升，为保障国家经济、金融安全，中国银行业必须尽快提升在国际金融市场的影响力。

　　在银行业国际化经营，特别是进入发达经济体的进程中，中资银行将面临更激烈的同业竞争和更严格的国际监管。目前美国最活跃的15家国际银行全部实施高级方法，日本、加拿大、澳大利亚、瑞士等国家的国内系统重要性银行均实施高级方法。高级方法代表着国际通用的风险管理语言，将高级方法成果推广至中资银行境外分支机构，有利于帮助“走出去”的中国银行业提升国际竞争力。

　　进一步做实资本管理高级方法

　　当前高级方法实施与新常态的要求还有改善的空间，商业银行和监管机构仍然面临许多挑战。新形势下，银行资本补充的压力进一步加大，对模型审慎性的挑战进一步增加，银行数据采集、评级管理等基础工作需要进一步加强，监管部门模型监管的针对性和有效性也应进一步提升。面对这些挑战，已核准实施和拟申请实施高级方法的银行要继续加大人力资源、IT资源的配置和各方面的投入，管理好已核准模型，持续保持资本计量的审慎性，切实发挥高级方法预测和量化风险的作用，引领新常态下商业银行经营转型。

　　第一，做实公司治理，保障高级方法实施资源投入。良好的公司治理和有效的内部控制是实施高级方法的制度保障。商业银行董事会、监事会、高管层要做好实施高级方法的顶层设计，各司其职。董事会要承担资本管理的首要责任，抓好战略与规划，确保配备充足的资源，保障资本管理特别是高级方法实施工作能够有效地开展。监事会要对董事会、高管层在资本管理和高级方法实施方面的履职情况进行监督评价。高管层要具体做好执行工作，完善资本约束机制，发挥好高级方法对精细化管理的促进作用。

　　第二，做实资本规划，提高资本规划的科学性和严肃性。一是科学制定规划。商业银行要在做好第二支柱内部资本充足评估程序的基础上，将发展战略、风险偏好、经营目标、风险情况有机结合，合理确定资本规划。二是多渠道补充资本，提高风险抵御能力。一方面盘活存量、用好增量、调整结构、锁定风险，把握好风险加权资产的合理增长速度；另一方面拓宽资本补充渠道，优化资本结构。除了利润留存、再融资等核心一级资本补充之外，还要充分考虑二级资本工具、优先股等补充资本的渠道。

　　第三，做实计量模型，确保计量结果审慎可靠。商业银行应加强高级法模型开发、独立验证、内部审计“三道防线”建设工作。建立健全计量模型的持续监测优化机制，根据宏观经济新常态调整完善计量工具,确保风险计量结果审慎、准确。发挥好验证部门作用，提高验证的独立性、专业性和全面性。进一步完善内审机制，定期开展高级方法内部审计。与此同时，商业银行应不断建立健全高级方法持续工作机制。在管理好已核准第一支柱高级方法的基础上，加强第二支柱、第三支柱建设和管理，适时开展高级方法的升级换代和扩大覆盖范围等工作。

　　第四，做实落地应用，推动经营转型。一是做实风险预警，加强风险管理。要将风险数据分析与业务经验相结合，运用模型强化风险识别，对违约概率等风险参数异常上升的地区、行业、客户进行预警，并有针对性地采取措施化解风险。二是提高资源配置效率。充分利用高级方法风险计量结果，从行业、区域、客户、担保、期限、品种等多个维度，优化信贷资源配置，提高资本使用效率，实现高资本消耗业务向低资本消耗的转型。三是深化高级方法应用。推动高级方法在信贷审批、风险定价、绩效考核、限额管理等领域的充分应用，提升精细化管理水平。

　　第五，做实内部联动，确保高级方法实施落地。一方面，建立高级方法实施的部门联动机制。明确实施高级方法涉及总行各部门的职责，建立健全各部门之间的运行机制和协调机制，保证各部门在实施高级方法过程中职责清晰、运转流畅。另一方面，完善分支行落地实施的考核机制。将资本约束和高级方法实施要求切实传导到前中后台和分支机构，落地到客户经理、产品经理，保证实施结果自上而下传导顺畅，实施成效持续巩固。

　　此外，监管机构也要加强监管能力建设，以更好地指导督促银行业高级方法体系建设。一是培养高级方法监管队伍，探索借助外部专家智力等模式提升监管能力；二是完善高级方法持续监管指标体系，丰富现场、非现场监管手段；三是运用高级方法丰富监管工具箱，实现高级方法监管与日常监管的有机融合。■

　　作者系中国银监会副主席

　　（责任编辑 贾瑛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