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美经济学家联合报告：美国税改或加剧中国资本外流压力

　　新浪财经讯 由中国金融四十人论坛（CF40）和美国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PIIE）共同主办的第六届CF40-PIIE中美经济学家学术交流会今日在北京举行。来自中美两国的数十位经济学家聚首北京，为两国双边经贸关系及全球化发展建言献策。

　　中国金融四十人论坛高级研究员管涛、PIIE 所长Adam Posen发布了《CF40-PIIE联合报告（2017）》。该报告分为综述、政策影响、汇率政策、双边投资和贸易展望五部分，共13篇文章，分别就中美两国在贸易、投资和汇率政策等方面的现状和问题进行了分析，探讨了美国新政府可能实施的经济政策及其对中美经济的影响，并对如何实现中美合作共赢提出了相关政策建议。

　　报告指出，一、中美经济结构性因素是双边贸易失衡原因

　　中国作为美国最大的贸易逆差来源国，2016年贡献了美国货物贸易逆差的46%。虽然在经济学理论上，双边贸易差额并不意味着两国在贸易关系中的竞争输赢，但特朗普政府非常介意双边贸易逆差，可能通过强化使用贸易救济措施甚至绕过WTO规则来获得对中国企业的竞争优势。

　　《联合报告》认为，中国和美国的经常项目结构是由两国国内储蓄投资结构的宏观因素决定的，贸易政策对改变经济结构性问题的作用非常有限。美国对中国提高贸易壁垒只会把对中国的贸易逆差转移到其它国家，并且造成效率和美国国民福利的损失。中美之间若爆发贸易战，不但对两国来说是双输，还会影响全球经济。

　　此外，《联合报告》指出，中国正处于经济再平衡的状态，优化的国内投资和消费结构将有助于缓解中美双边贸易失衡，避免美国和其它贸易伙伴以“不公平贸易”为由对华采取贸易保护措施。

　　《联合报告》提出了避免中美贸易摩擦的最佳策略，即加快结构改革和市场开放。若美方挑起贸易争端，中国采用针锋相对的措施将导致两败俱伤，而回应美方的诉求，采取措施减少双边贸易不平衡是更优的策略。此外，“国家资本主义”是美方对中美贸易环境的重要关切，加快国有企业改革和市场化进程可以缓解中国被贸易对手指责为采取“不公平”贸易措施。最后，面对美国政府可能施加的压力，中国不应局限于贸易领域的反制，而应当将压力转化为改革的动力，加快推动结构改革，促进国内经济结构再平衡，并应积极通过RCEP等协议领导区域贸易一体化，加强与其它国家的贸易合作，带领全球走出贸易保护盛行的困局。

　　二、贸易差额不是中美汇率政策的立足点

　　在市场对美国财政刺激和美联储加息的预期下，美元指数的走强增加了人民币汇率调整的压力。美国政府可能采用“汇率失调”来评估对美主要贸易顺差国货币是否存在汇率偏离正常估值范围的情况，由此引发贸易摩擦加剧的风险不容小觑。

　　事实上，历史上美国多次以货物贸易逆差为由，要求其最大贸易逆差来源经济体的货币升值，但效果均不尽理想。《联合报告》指出，这是因为美国的贸易逆差是由美国的储蓄和投资结构决定的，并且日益加大的国际资本流动在汇率浮动中也起了重要作用。货物贸易差额难以作为汇率政策的立足点。

　　当下，中国外汇储备的大量消耗恰恰表明中国并不希望人民币贬值，而这符合中国本身的利益，不应该在国内外被描述为“美国的胜利”。《联合报告》认为，美国与中国应该加强协调和合作以避免外汇市场的大幅波动，中美在汇率问题上具有政策协调的基础。事实上，无论从中国还是美国的立场看，目前的人民币汇率调整压力都不是乐于见到的，美方不应该诉诸于单边主义措施，并且应认识到汇率是一个总量政策工具，不能强求用其来解决双边贸易失衡问题。

　　三、推动双边投资协定谈判首先要认清两国国情

　　《联合报告》认为，中美经济的互补性和中国经济的转型升级是驱动中美双边投资的主要动力。美国对中国直接投资（FDI）增速很快，投资的行业分布较均匀，且投资的回报率较高。中国对美国直接投资（ODI）的增速更快，中国企业对美投资的行业更多转向先进制造业、消费和高技术产业，显示中国企业寻求技术等战略资产以及进入美国消费市场的需求。可见中美双边投资是一种双赢，而且发展潜力巨大。

　　目前，美国对中国的投资关切集中在中国的营商环境、外国企业的公平竞争和准入限制、知识产权保护等方面。《联合报告》认为，上述关切某种程度上受到客观因素的影响，例如更多外资企业从开放程度高的制造业进入开放程度低的服务业，以及地方政府招商引资的规范化和法制化等因素，并不能证明中国的投资环境恶化。在充分认识两国国情的基础上，中美双方应该致力于达成高标准、现实的中美投资协定，充分发挥中美双边投资的潜力。

　　如何推动中美达成双边投资协定？《联合报告》认为，必须充分认识两国国情差异，避免“对等开放”等极端措施。此外，高标准并且现实的双边投资协定是最佳路径。美方除了强调高标准，也要考虑到中国国情，期待短期内中国实现完全开放式不现实的。在推动双边投资协定时应有耐心，从重点行业入手，区别对待，避免追求“全面”和“完美”而导致谈判停滞。

　　四、美国新政府政策调整对中国经济的影响可控

　　针对人们普遍关心的新一届美国政府在税收、基建投资、金融监管以及货币政策等方面的调整，《联合报告》认为，总体来说其对中国经济的影响是可控的。

　　第一，美国税收改革会对中国带来一定压力。减税一旦实行，短期内对美国经济有刺激的作用，但长期将导致政府债务上升和财政赤字增大。由于中国企业实际负担的有效税率比美国高很多，加上美国在土地价、能源价格方面的优势，部分中国企业可能把投资转移到美国以降低成本，加剧资本外流的压力。

　　第二，美国基建投资加码和政府开支增大的计划若兑现，有利于提高中国的出口，对中国产生正面的溢出效应。但由于政府债务的约束，多大程度上能实现基建投资还有待观察。此外，中国基础设施建设水平较高，中国企业无论是在资金还是技术方面都可以加强与美国的合作，实现双赢。

　　第三，在金融监管层面，美国政府可能简化和放松《多德弗兰克法案》的部分条例，但不大可能全面废除，中国的直接影响也比较有限。放松金融监管虽然有利于提高美国金融机构的盈利能力，但对改善企业投资低迷和信贷需求疲弱的现状难有帮助，因此对推动美国经济增长作用有限。此外，甚至有可能埋下另一场金融危机的种子。

　　第四，美联储调整加息步伐，美国利率升高和美元指数走强对人民币汇率带来了调整的压力，但由于中国的资本管制较强，外部因素变化对汇率走势和国内金融市场的影响比较可控。中国货币政策的相应调整有益于中国制抑制通货膨胀和房地产价格过快上涨，控制金融风险。

　　最后，《联合报告》指出，美国政府的一系列政策调整也有助于倒逼中国经济改革。

　　本届学术交流会阵容强大、议题广泛且深入。全国政协副主席、CF40常务理事会主席陈元，CF40学术顾问、财政部副部长朱光耀，CF40学术顾问、社科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学部委员余永定，CF40学术顾问、清华大学国家金融研究院院长朱民，原外经贸部副部长龙永图，CF40学术委员、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隆国强，CF40高级研究员管涛，PIIE所长Adam Posen，PIIE高级研究员、美国白宫经济顾问委员会前主席Jason Furman，PIIE Anthony M． Solomon 高级研究员Nicholas Lardy，PIIE客座研究员、美国财政部前副部长Nathan Sheets等众多既具备深厚理论学术功底，又熟知两国国情和经贸政策的经济学家，围绕特朗普的新经济与金融政策、国际体系修复、G20内的货币合作与冲突、中美贸易投资的前景与挑战、美国经济政策调整的影响等热点话题展开交流讨论。

　　据悉，今年9月，双方还将在北京举行“CF40-PIIE中美颐和园会谈”，邀请中美两国财经界官员以个人身份参与会谈，以非官方形式就中美货币政策与金融稳定问题进行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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