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色金融开拓者

　　红色金融开拓者

　　革命事业少不了必要的资金作后盾，在中央苏区时期，毛泽民就是那个拿着算盘与账本，为革命赚得了生存、发展资本的重要人物。

　　文 | 万立明

　　毛泽民比毛泽东小三岁，自幼在父亲严格教育下务农、经商，从小能写会算，1921年在哥哥影响下参加革命事业。他曾亲手筹备创建了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国家银行，担任第一任行长，是中国红色金融事业的开拓者。都说枪杆子里面出政权，但肯定不能少了钱袋子做支撑，毛泽民就是那个拿着算盘与账本，为革命赚得了生存、发展资本的重要人物。

　　1931年11月，中华苏维埃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上，毛泽民当选为财经委员会委员，兼国家银行行长。但当时他心里并不开心，他来到中央革命根据地本来是想带兵上前线，却不曾想赶上了“负责后勤工作”。毛泽民气鼓鼓地找到大哥，想要辞掉这个吃力不讨好的差事，然而毛泽东没有同意，还把他狠狠地批评了一顿。面对空徒四壁的苏区财政，毛泽民心里也没底，但既然辞不掉，只得硬着头皮上，想办法干出个明堂来。

　　1932年国家银行开张后不久，中央造币厂成立，以红军在战斗中缴获的银器、首饰、铜材等生产银元和铜元，经临时中央政府批准，规定以银元为中央苏区本位币，同时发行纸币银币券，1银币券兑换1块银元。在那个年代，中央苏区物资匮乏，铸造金属货币的原材料奇缺，为了保证银币券的信用，毛泽民千方百计筹集白区的银元作为储备。

　　每逢红军有重大作战行动，国家银行都会组织没收征集委员会，随部队到前方筹款。其中第一笔大额资金来自于1932年3月下旬，红一军和红五军组成的东路军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攻克了漳州城，毛泽民率没收征集委员会筹得银元100万。

　　另一个给国家银行“补血”的办法是代理国家金库。毛泽民调查发现，红军在执行《三大纪律，八项注意》中“一切缴获要归公”的规定时，存在口径上的差异，因为“大公”“小公”并没有明确规定，导致部队缴获的资金与财物不少滞留在了基层。毛泽民和当时的财政部部长邓子恢商量后，决定统一财政收支，一切财政收入逐级上缴金库，金库设在国家银行，由国家银行代收代付。但这套制度如何执行？当时的国家银行内部两眼一抹黑，无从下手。后来，还是从缴获的银元中偶然发现了一张包银元的纸，是国民党政府税务机关的四联单，通过研究这张四联单，国家银行才最终设计出具体的金库制度，拟定了金库条例和相关的账表、单据，把中央苏区的资金集中到了国家银行。

　　但是中央苏区毕竟地域狭小，又处在相对落后的地区，资金存量有限，要想让新的货币系统正常运转，必须要有增量，让中央苏区的财政金融系统具备造血功能。为了实现这个目标，毛泽民将目光投向了江西会昌与于都两县的交界地带——仁凤山。

　　任凤山是钨砂储量丰富的矿区，而钨砂是制造枪械武器的必备材料，属于当时重要的出口物资。据悉，当时一担稻谷只值两块银元，而一担钨砂能卖八块银元。毛泽民打算用这笔藏在地底下的天然财富，充盈国家银行的家底。

　　一切准备停当之后，毛泽民以书面形式报中央政府批准，筹划建立中华钨矿公司，由财政部领导，国家银行参与运作。1932年2月21日，中华钨矿公司正式成立，总部设在距离仁凤山20公里的铁山垅，立即投入运作。后来由于选定的领导干部经营不利，钨砂产量一直上不去，毛泽民心里着急，干脆建议临时中央政府将钨矿公司划归了国家银行，让它成了国家银行办的第一个实体。毛泽民亲自“挂帅”担任总经理，完善管理体系，改善矿工待遇，扩大生产。1933年，中华钨矿公司的钨砂产量就由前一年的1000吨猛增到2600多吨，1934年增加到近4000吨。

　　这些钨砂大部分通过江口外贸分局卖给了当时的国民党粤军陈济棠部，每吨1000元左右，仅1933年就为中央苏区创造了180万银元的利润，成为中央苏区重要的收入来源。

　　作为中央苏区首家大型国营经济实体，中华钨矿公司金融与实业相结合的模式，可以说是一次产生了巨大效益的成功实践。国家银行从事混业经营，政策性与商业性兼容，资本与实业相结合，不但充实了中央苏区的财政，也增强了国家银行资本实力。在国家银行带动下，苏区内部商业银行普遍加大了对实业的支持力度，比如闽西工农银行向“中华贸易公司”“中华纸业公司”等龙头企业注入巨资，短时间内带动了一大批相关产业的发展，给后来“红色小上海”福建长汀的异军突起注入了动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