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鸿祎的前半生：3Q大战和雅虎中国的幕后故事

　　周鸿祎的前半生：3Q大战、3721、雅虎中国的幕后故事

　　界面新闻

　　周鸿祎近几年对外发声少了，但出书却频繁了，去年才出了一本《智能主义》讲述他对人工智能和物联网的思考，今年又出了一本《颠覆者》，讲述“老周的前半生”。

　　《颠覆者》是周鸿祎目前唯一一本个人自传，记录了他从幼年开始直到360上市的经历。

　　“我的成长几乎伴随了整个中国互联网的成长，从20世纪90年代中期大学毕业开始在校园里销售反病毒卡，再到离职北大方正后创立3721，从与CNNIC的战斗到成为雅虎中国的总裁，从互联网第一口水战到“ 3Q” 大战，从免费杀毒到360的商业化，一直到360成功在美国上市。”

　　同时，书里也披露了一些大事件背后的故事。周鸿祎说，考虑到很多人的感受，一些细节并没有在书中展示出来，但能写出来的一定是真实的。

　　从中可以发现，这不仅是周鸿祎的前半生，也是中国互联网发展史的一个缩影，你能读到一些有意思的事，为什么国外的互联网公司在中国总是陷入“死亡魔咒”，为什么周鸿祎曾面临“跨省追捕”，谁在3Q大战中起了调节作用，以及李彦宏、马化腾、张朝阳、王功权又是一种怎样的个性。

　　遗憾的是，这本书只是写到360上市，看完有种戛然而止的感觉。不过，周鸿祎在卷首中说，“对于360上市之后的众多更加精彩离奇的商战故事，将来会另成一书。相信那时候对于互联网后来发展过程中的诸多故事，将有更加坚实的定论。”

　　以下是界面在书中整理的一些有意思的地方：

　　周鸿祎怎么追到妻子胡欢？

　　说到这就不得不提一下，我正是通过BBS认识了我现在的妻子胡欢的。她当时也在北大方正工作，是一个身材高挑的美女。我从一见面就开始和她搭讪了，当然，生活中的我非常羞涩，不敢明目张胆地去追求。而她对我所有的了解就是：这就是那个名声在外的周鸿祎，一个一进公司就总是给公司惹麻烦的刺儿头，不怎么受领导待见。

　　当时北大方正的办公室是大开间，每个开间100多个人，每个部门也很小。很多的电脑终端都是我设置的，我可以查看他们的静态IP。所以，我一上网就知道在论坛上说话的那个人是谁。在网络里，我如鱼得水，完全可以敞开了胡说八道，也可以去追求我喜欢的人。在水木清华BBS上，我找到了胡欢的ID，每天都和她天南海北地聊，非常投缘。

　　有意思的是，我知道她是谁，她却不知道我是谁。直到有一天，我看到老板正在向她的背后走过去，赶紧打了句话过去：“你老板在你背后呢。”直到这时，她才知道每天在网上和她海聊的那个人竟然就是和她同在屋檐下的同事——我。

　　后来，我终于发出了线下的邀请，邀请她到中关村路口的必胜客去坐一坐。对于当时我们这样收入的理工男，必胜客还是挺奢侈的一个去处。我们没有吃东西，就着一杯红茶天南海北地聊天。对于谈恋爱，我并不是很在行，我很少会讨好地说一些甜言蜜语去“撩妹”，一般只是讲述自己的事儿。那个时候我还是个落魄的小工程师，每个月的收入只有1000块，没单独的地方住，每天在北大食堂蹭饭吃，外表看上去毫不起眼。

　　在胡欢面前，我喜欢讲自己过去创业的经历，大谈特谈自己的梦想、未来自己想做的事，我讲到我会怎么用一个软件或者程序去改变世界，一副“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的样子。一般女孩看到我这样的人，会觉得我有点不切实际，或者是个神经病，但是胡欢没有这样认为。她一直坚信我说的是真的，并且后来也一直用行动在支持着我。

　　说起来有趣，从必胜客出来以后天色已晚，我们出门各自打车回家。我一伸手打了一辆黄色面的，一块二一公里。胡欢一伸手打了一辆富康，一块六一公里。我心想：妈呀，很奢侈。事实证明，胡欢的家庭背景确实比我的好得多。我后来才知道，她的父母都是大学教授。而我听说，我们是在水木清华上成的第一对。

　　根据胡欢的回忆，她和周谈恋爱就是周拉着她在电子市场里挤来挤去。每到一个摊位，他就钻进去问东问西。胡欢挤不进去，就站在外面等。一会儿他就钻出来，拉着她到旁边的摊位，再一头钻进去。他对胡欢说：“咱们肯定能挣钱，就是攒机子，我都是水平最高的。”

　　离开公司之后，胡欢说她陷入了人生的彷徨。她说，她想着离开公司之后把家建设一下，但是没有想到，她完全不会生活。她有些无所适从。而周特别忙，他内心渴望把雅虎中国的全部业务做到最好，全心扑在了工作上，时时刻刻都在奔走，好像从家庭生活中彻底消失。她见不到他，说不上一句话。只有最苦恼的时候，他才给她打电话，诉说一下，借机整理一下思路。

　　周离开雅虎以后，他们度过了非常美好的一段时间。胡欢说，周从小热爱音乐，喜欢摆弄音响。小时候家里没钱，他就去废品站买元器件自己焊接音响。离开雅虎以后，胡欢说：“他好像奇迹般地再次出现在我的生活中，情绪平和，热爱生活，也开始关心我了。他带我去看各种高级音响，甚至线材也要千挑万选。自己组合，自己搭配。不满意就折价卖给中间商，再选新的。我家的音响逐渐被他调到顶级水平。”

　　周鸿祎的“朋友圈”

　　慢慢地我发现，王功权其实是一个充满理性，但也特别浪漫感性的人，我从他那里学习到了很多东西。我后来时常对媒体说：“如果没有王功权，我还是一个野孩子！”对他后来做出的震惊全国的“私奔事件”，我也丝毫不觉得惊讶。

　　李彦宏为了做这个决策和董事会吵翻了。《沸腾十五年》里记录了这个场景——2001年8月，深圳，病倒在这里的李彦宏正在电话里和散布在新加坡、美国、北京的董事争吵。徐勇反对李彦宏跳到前台去做搜索引擎、做竞价排名。“我们这样干，肯定会影响搜索技术的销售。”董事们支持徐勇：“Robin！我们当时投资你，可不是让你做竞价排名的！”吵了三个小时，李彦宏怒了：“我他妈的不做了，大家也别做了，把公司关闭了拉倒！”李彦宏猛地把手机朝桌上摔去。

　　后来，我有机会第一次在北大资源楼见到了李彦宏。第一次相对而坐，我发现Robin和我的性格形成了强烈的反差，我像机关枪一样，把想说的话一股脑儿地都说了，包括怎么推广、怎么做插件，毫无保留。但是，对面坐着的Robin很沉静，一直在听，也不表态。到了最后，他才缓缓地说：“我觉得3721本质上做的也是搜索，以后肯定会有竞争。”

　　2003年9月和10月，百度以不正当竞争为由，前后两次将3721告上法庭。我和李彦宏都亲自出庭。在法庭上，主审女法官向我发问：“百度指责你删掉他们的东西，你干了没有？”李彦宏抢答：“他肯定干了。”我赶紧笑着答：“我干了，但是是他先干的。我干的所有坏事儿，他都干了。”女法官当场被我逗乐了。我和李彦宏当时都没有今天的名气，就是两个公司的纠纷，董事长亲自出庭。现在想一想，这一幕，今天甚至今后再也不会出现。那是我和李彦宏见面最频繁的阶段。

　　新浪之后，我见到了搜狐的张朝阳。张朝阳英文名是Charles，我们之前接触并不多，而这次见面促成了我们的友谊。当年Charles已经在江湖里打拼了五六年，也经历过2001年的互联网泡沫、抵御过北大青鸟的恶意并购、和新浪的内容竞争等第一代互联网创业者经历的起起落落。经历过起起落落的江湖风云之后，我能感觉出他的淡然。他说话的风格是低沉平淡的，似乎没有什么波澜起伏，但是每一句话都充满了思考。

　　在CS场地附近的农家院里，我给马化腾打了一个电话，大概意思是腾讯不能这样用强制的做法来要挟用户，希望他们能够停止强制安装。马化腾在电话里语言缓和，他安慰了我，大概意思是说，腾讯不会把360置于死地，但市场是大家的，腾讯的安全也是一定要做的。

　　这个时候，有人想到了王功权。作为第一代风险投资家，王功权在圈子里有一定的威望。关键是，他既是我们的投资人，也和马化腾认识，是两个人都尊重的人。腾讯早期由IDG投资，尽管不是王功权直接带过的案例，但是在最初腾讯还没有找到自己的商业模式时，王功权还和王树一起连夜开过会，帮助马化腾探索腾讯的商业模式。可以说，他和马化腾的渊源跟他和我的渊源一样深厚。我俩都是王功权帮助过的第一代互联网创业者。在企业家冯仑的劝说之下，“3Q”大战爆发之后，王功权和马化腾在香港的一个酒店房间里进行了两个小时的交谈。马化腾陈述了腾讯与360恩恩怨怨的过程，也充分表达了自己的观点。

　　自从创业以来，我和团队成员几乎每天都见面，聊工作，几乎没有时隔这么久没有见过面。而姚珏，当时已经两个星期没有见过老齐的面了。这是有史以来的第一次。姚珏后来对我说：“当时两个星期没有见过老齐了，瞬间感觉他头发长长了，变卷了。我第一次知道，老齐原来是个自来卷！”

　　从与CNNIC的战斗开始“好斗”

　　在我看来，与CNNIC的争论不仅仅是因为我作为当事方受到损害，更重要的是，整个互联网行业的规则受到损害。如果CNNIC觉得什么赚钱就可以以所谓官方的名义去插手，那么搜索引擎、OICQ和一切有利可图的行业，一个莫名其妙的公司都可以

　　官方机构然后没有任何制约地拿走民营公司的胜利成果，那市场上还有什么规则可言。当时的我充分感受到了一个民营企业在市场中发展的困境。我们和当时的很多小公司一样，内心恐惧，怕不稳定，怕政策改变，怕一切不可预期的不可抗力突然到来。为了抵御这种不可抗力，我们唯一能做的就是为自己发声，然后暗自强大起来。

　　外界觉得我好像特别喜欢“打仗”，经常以“打仗”为目的挑起各种纷争。这其实是个误解。我不否认我喜欢挺身而出，也崇拜英雄主义。但是，我并不是一个好战分子。很多时候，我是在险峻的环境中被迫应战，尤其是当一件事让我感觉没有正义和公理的时候，我一定会反击，而且会反击到底。

　　周鸿祎的“插件梦魇”

　　Flash插件安装的方式给了我灵感。如果用户本来没有安装Flash插件，浏览了那些需要用Flash软件才能使用的网站，弹窗就会出来问“Yes”或者“No”，即问你是否想安装Flash，用户如果还想继续浏览，就会点击“Yes”按钮。就这样，软件的安装就快速地完成了。我认为这个方式很好，让软件安装的过程实现了最简化。

　　按照这样的思路，我们将软件压缩到了100K，然后找网站合作。希望运用“插件”这个技术提高网络实名的安装效率。只要用户访问了这个网页，电脑检查到用户没有安装3721插件，IE就会弹出一个窗口来，用户点击“Yes”按钮就能完成3721的自动安装。通过这样的方法，我们的安装量确实提高了好多倍。这是在残酷的竞争环境中我灵机一动想到的方法。

　　那是我人生的一大教训，也成为我日后做产品的一个训诫。在很长时间之内，这件事情成了我日后竭力想摆脱的一个梦魇。在当时的市场环境下，我更多考虑的是，怎么把竞争对手打下去，而没有考虑用户的感受。最糟糕的是，我们当时做插件的方式后来被很多软件公司学了去，一时间互联网使用环境乌烟瘴气，我也不幸背负上了骂名。

　　为什么国外的互联网公司总是陷入死亡魔咒？

　　雅虎，一个金字招牌，一个节奏不紧不慢的美国公司，要跨过心理上的那道坎儿，接受在中国市场上日夜拼杀的节奏，成为一个重新创业的中国企业，让所有的员工以创业精神重新工作，不会是一日之功。改造公司文化，让雅虎中国能够适应中国市场上的短兵相接和白刃相见成了我们的目标。整合一开始就阻力重重，由于公司新的角色和新的定位已经和原来的大相径庭，雅虎员工的工作强度与力度也完全变了。雅虎的老员工逐渐感觉到，外企的那一套渐渐吃不开了，很多雅虎中国原来的员工选择了离开。

　　据说，听到雅虎要来中国的消息时，张朝阳面临着选择，因为“太可怕了，雅虎都来了，还是把搜狐卖了吧”。他们甚至已经通过中间人沟通了2000万美元的价格。但是最终张朝阳还是放弃了卖公司的这个想法。事实证明，他的决策不错。这个阶段，雅虎采用的是“自己耕耘”的策略，即完全以雅虎美国为主导（与方正合资更多是为了获取ICP牌照资源），任用中国职业经理人团队，执行全球统一的战略和商业模式。那时，雅虎的汇报体系对中国市场的不理解已经初见端倪。

　　总部反对我用独立的品牌打造中国雅虎的搜索产品。碰撞自此开始露出了端倪，我和我单恋的雅虎，甚至还没有来一个轰轰烈烈的“蜜月期”呢，就已经开始争吵起来了。直到这个时候，很傻很天真的我才恍然大悟，作为一个职业经理人，我想在这个平台上实现自己的理想，真的是想多了。

　　雅虎看中的只是3721的流量和良好的财务数据。在众多艰难的沟通中，我逐渐领悟到，雅虎这次对3721的投资，充其量算是一次财务投资，而不是一个战略的豪赌。纵观雅虎历史上那么多次巨额的收购，1.2亿美元，对于这家充满荣耀的公司来说，的确不算什么。对于在中国的发展，他们抱着比较保守的态度。

　　我终于体会到了跨国公司在中国的种种水土不服。那种巨大的文化差异让沟通变得极为艰难。种种不适症已经开始显现了，我们之间是一场场“土鳖”与“高帅富”之间的鸡同鸭讲。

　　在外企里浸润了一段时间，我终于明白，很多人在跨国公司里工作，首先想的就是明哲保身。人们彬彬有礼地在邮件里踢着皮球，用非常礼貌、文雅的英文相互推诿责任。在年终聚会上，大家做出一堆眼花缭乱的PPT来麻醉自己，整个团队都像是生活在《皇帝的新装》里，毫无地气可言。在外企里，大家只要能够保住自己的位置，尽量少得罪人，就是一种成功。雅虎的外企基因，决定了它在中国市场这种你死我活的氛围中前行很艰难。

　　没有任何一段经历会是白费的。在雅虎中国的日子，让喜欢统率三军的人，其实也成长了很多。这段日子，无关对错，而是暗合了跨国互联网公司在中国发展的起起落落。

　　很多跨国互联网公司初入中国，都经历了交学费的过程。这些公司都会面临一个共性的问题，那就是选择市场，还是选择血统。当巨头们纷纷来到这片不熟知的市场，它们往往自视血统高贵，希望以居高临下的姿态和惯常的手法来统治这个市场，之后通常都会遭遇惨痛的市场检验，摔了跟头之后它们才知道，高贵的血统不能放之四海而皆准。它们起初会对中国市场不信任、不放权，到最后才恍然大悟。

　　我觉得尽管我很强势，也费尽心思地管理着雅虎中国。但是今天看来，依然有一些值得总结的失误，或者说，一些值得总结的经验。第一，我对杨致远的崇拜心理。第二，跨国公司的重重上报制度，是阻碍跨国公司在华发展的重要因素，而我始终没有理顺这层关系。第三，我在雅虎的收获，就是领悟到了对于公司控制权的把握，尤其在互联网领域里，大家都是围剿式发展，因此绝对的话语权至关重要。

　　360上市到回归都坎坷

　　2006年3月，我重新回归了互联网的一线，回到了我自己以及众多风险投资公司共同投资的这家公司――奇虎。之所以起名为“奇虎”，是因为中国有“骑虎难下”这个成语，我们希望网民上了这个网站就再也难以下去。一些人说，奇虎翻译成英文即StrangeTiger——周鸿祎这头“奇怪的老虎”又下山了。

　　在我心中，3721是一个我辛辛苦苦为之奋斗的中文上网梦，是由一个朴素的愿望生发出来的，但是现在它成了我的梦魇，成了定义我人生的概念。2006年下半年，“流氓软件”的讨论在媒体中达到高潮，这其中，对我的讨伐当然是少不了的。一睁眼，就是媒体铺天盖地的骂声。我把自己关在屋子里，连着一个星期不敢出去，砸坏了一张桌子和两扇门，被冤枉的愤怒让我几乎要冲过去决斗。但最终，我冷静了下来，我知道，这个潘多拉的盒子终究是我打开的，我只能自己亲手合上它。

　　原定的上市主承销商对我们的态度忽然有所转变，他们说：“你看，现在‘3Q’大战宣布了‘二选一’，目前你们的上市计划已经有了很大的不确定性。鉴于这样的情况，我们建议你们暂停启动上市，等到事情有了明确的结果再说。”主承销商已经不来开会了。这个时候，我、老齐还有姚珏，都没有上市的经验。我们也都有点蒙了。主承销商都撤退了，你还能上市吗？如果不能上市，你是不是就死了？

　　上市敲钟的那一刻，我和姚珏、王功权等人在一起。那一瞬间，姚珏一下子落泪了，而我也感慨万千。确实，在这三四个月中，我们经历了太多太多。很多人惊讶于360完成上市的速度，其实这得益于我们的基础工作启动得非常早，在上市批准启动之后，公司的三年审计已经做得差不多了。因此，在恰当的时机做恰当的事情、掌握事情的节奏至关重要，这是我们能够排除一切阻碍的基础。

　　曾经，某个国家监管部门领导来找我聊天，提到国家对互联网安全有极大的担忧和期望，也希望360回归承担起构建网络安全核心技术能力的企业责任，成为维护国家安全的重要力量，这是我开始考虑私有化的起始点。

　　但是，当我们给出合理的溢价，整个退市需要的资金已经达到了将近100亿美金。毫无疑问，这是一个天文数字。正当我们和很多潜在的投资者谈判的时候，史无前例的股市熔断发生了，资本市场哀鸿遍野，投资人的信心遭遇了极大的动摇，合作伙伴内心惶惶。当股价不好的时候，有些参加私有化的财团和我说，能否压低退市的价格。

　　4月26日，360私有化项目获得国家发改委通过，进入公示阶段。而接下来等待我们的是新一轮的换汇煎熬。由于我们使用的外汇额度过于庞大，可能会给汇率造成一定的波动。因此，外管局要求360私有化财团提供证明，明确换汇资金不涉及资本外逃等违规行为，并要求分批换汇汇出。截至此时，360的退市资金尚未完全交割，留在国内的大量资金需要进行换汇用于美国资本市场的交易。

　　在此期间，我们也和外管局的高层进行了接触，对方坦率地说：“国家安全当然是很重要的，你们想回来，我们也支持，也理解。但是，国家的汇率稳定和金融安全一样重要。不能因为你们一家公司，让整体的汇率有巨大幅度的波动。”最后，我们坐下来一起想办法，希望最终在遵守国家规定的前提下，既不违反外汇政策，又可以让钱顺利出境购买公司。当然，其中的过程远比我描述的要煎熬得多。

　　在最终决定回归之前，我们一直在思考以什么样的方式回归最好。我们内部有过很多不同的声音。曾经，我们希望只把一部分的安全业务拆分回来，还去找很多机构去交谈。但是最后我们发现，360几乎所有的业务都和安全息息相关，做这个分拆实在很难。

　　3Q大战 周鸿祎被“跨省追捕”

　　早在2008年，我就开始考虑这样一个问题：腾讯来了怎么办？那个时候，360安全卫士的装机量已经过亿，但是我高兴不起来。我早就说过，做互联网的人，一定会遇到三个无法回避的问题：生、死、腾讯。腾讯就像一个天花板，你怎么长都要碰上它。它发现你长个儿了，就会自动往下沉，压缩你的生存空间，再把你压回小个子。

　　2010年，腾讯已经成长为中国互联网界一家罕见的“全业务公司”，它的业务涵盖了即时通信、门户、游戏、搜索、购物、邮箱，乃至输入法、浏览器、支付工具等大小业务。而且，腾讯在保持着无法被超越的优势的同时，也是令任何一家互联网企业提起都无法不心惊胆寒的巨兽――一只攻击性很强的巨兽。在2010年之前，腾讯喜欢模仿新兴互联网企业产品，然后凭借其强大的用户黏性将其迅速推广出去，新公司在这样的市场进攻之下挨个死去的事件层出不穷。

　　更出人意料的事情发生了。就在我每天监测软件卸载数量，和公司高管商量对策的关口，一天早上，我和平时一样正准备从家里出发到位于四惠桥边上的公司上班，手机响了。我一看，是和我多年并肩战斗的老齐。拿起电话，我听到了他说：“公司里来了30多个警察，你赶紧逃。”我本能的反应是——事态升级了。

　　原来，随着“360扣扣保镖”的装机量急速上升，有人已经举报到了公安部，希望将360的反击定义为“刑事犯罪”，认为360破坏了QQ的软件和计算机系统。本来是腾讯和360两家公司之间的商业竞争，现在已经上升到让公安机关来关注的高度。而且，这些警察来自外地。

　　30多个警察当时出现在北京四惠桥畔的360公司总部，如果我出现，虽然不知道是否会被带走调查，但我和老齐都本能地知道，在一场大战即将爆发的生死关头，无须任何坐实的犯罪指控，只要传出360公司创始人被警察带走调查的消息，就算我们没有任何问题和错误，舆论天平也会不分青红皂白地向一边倾斜，我们可能连解释的机会都没有了。而一段时间公司没有核心领导人，就像战场上没有了将军，势必导致军心涣散，大军溃败。这个时候，容不得丝毫闪失。

　　“你看看你现在能飞哪儿，就赶紧先飞过去。剩下的以后再说。”老齐对我说。在车里，我翻出了自己随身携带的护照，看了看上面所有签证的有效日期。10月28日我刚刚从香港回到北京，此时我还有香港的有效签注，因此返回香港是最便捷的选择。“我有香港的签证，还有日本和美国的。”“去香港吧！”“嗯！”这一刻，我好像来到了《盗梦空间》的某一个时刻，不知道处在梦境的第几个层次。“掉头，直接去机场！”我对司机说。车掉头后开向了首都机场，我直接飞到了香港。确实如同《盗梦空间》里某一幕的重演，男主人公来不及最后看一眼自己的孩子，就被带走了。而此时此刻，我最想见到的也是自己的孩子。

　　我住进自己在香港的家，每天只有自己一个人。但是每天我都在和公司的高层以及媒体进行实时电话沟通。我一天吃两顿饭，一个人去。吃饭之后回到家里，密切观察媒体的各类报道，也接听记者和公司高层的电话。一分钟都不敢休息。我知道，此时此刻，事态肯定会向更加焦灼的方向发展。

　　从“3Q”大战开始，腾讯开始反思过去的商业模式，逐渐由自建网络帝国的模式，过渡为通过收购、投资和兼并方式构建以腾讯为核心的产业生态圈这一商业模式。此后，阿里、新浪等众多中国互联网公司纷纷宣布实施开放平台策略，中国互联网就像久旱逢甘霖一般，大踏步地进入开放时代，2011年因而被誉为中国互联网的“开放元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