汤一介：思想自由是最重要的(7)

　　经济观察报：一方面批评 “国学热”会出现问题，一方面认为只讲文明冲突、不讲和谐相处也是一个问题。实际上你是“两面作战”的状态。是否可以说，九十年代你延续了自己八十年代的某些思考？

　　汤一介

　　1927年生，湖北黄梅人。1951年毕业于北京大学哲学系，1990年获加拿大麦克玛斯特大学荣誉博士，现任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中国哲学与文化研究所所长。八十年代创办“中国文化书院”，影响巨大，现在仍兼任书院院长。研究魏晋南北朝的学术思想、中国传统哲学和中国文化问题。主要著作有《郭象与魏晋玄学》、《魏晋南北朝时期的道教》、《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儒道释》、《儒道释与内在超越问题》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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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汤一介：可以这样说吧。世纪末的时候，费孝通提出一个非常重要的观念——“文化自觉”，就是要认识自己文化的来源、文化发展的历史、文化的特点和文化的走向，既要反对复古，也要反对全盘西化或者全盘他化。我觉得，在文化上真正看得比较清楚的是费孝通，比其他的一些老先生要清醒。

　　经济观察报：九十年代还有一个文化现象，就是“后现代主义”的流行。其实，“后现代主义”在八十年代已经传进来，但是并没特别流行，为什么在九十年代却大行其道？

　　汤一介：为什么出现这样的现象？我想，就是要消解文化一元化的倾向。这是一个思潮。文化是多元的，而且是零碎化的，没有中心的。1992年以后国学在学界的悄然兴起，也是要削弱一元文化的思想，所以这两股思潮是冲击一元化思潮的。

　　经济观察报：总是有人想把某些东西定为一尊。

　　汤一介：定于一尊不行，实际上也没有办法这样定。一元化思潮出来了，也肯定会引出反对的声音。在全球意识观照下的文化多元化发展是大势所趋。

　　思想自由是最重要的

　　经济观察报：在今天的思想界，儒学、国学的影响还是蛮大的，有些人甚至主张搞国教，你怎么来看待这些？

　　汤一介：这当然是走不通的，因为从西方的经验来看，最后是要政教分离的。如果政教不分离，宗教要干涉政治的话，人民就没有自由可言。中国的历史经验就是，袁世凯要做政教合一，不可行，没法做，现在要做政教合一，怎么可能？特别是在一个多元化的世界框架下面，要做政教合一显然是行不通的。

　　经济观察报：也是背历史潮流而动的。

　　汤一介：那是不可能的。但是我觉得提出来有好处，提出来让大家来讨论，来清理我们的思想，从西方的角度，从中国的角度，看看这个在历史上到底起了什么作用，是好呢还是坏呢？这个可以讨论。我觉得是行不通的。但是现在也有另一种思潮，比如在北京大学，原来由我编儒藏，我认为它不仅仅是做整理资料的工作，恐怕你还得做点研究才行，光做资料整理不行，我说能不能找一个研究机构做点研究，那就有人反对，说：五四运动打倒孔家店，孔家店已经打倒了，你搞研究干什么？我觉得，五四运动确实有非常大的功劳，但是也不能认为五四运动的所有主张和口号都是正确的，当时废除汉字是正确的吗？当时要全盘把传统给废除掉都正确吗？不一定。所以得用一个展望未来的思维方式来考虑这个问题，不要认为凡是历史做过、曾经有过好作用和积极作用的，一定都是全盘对的，那也不一定。

　　经济观察报：也有人说，我们的传统文化里边就有民主的东西，比如以民为重、以民为本的思想，足可与西方的民主思想抗衡。

　　汤一介：并不能认为我们自己的文化已经把世界上所有好的文化都包含进去了，这是不可能的。西方有它的文化，有它的好处，也有它不足的地方，我们应该互补，这样才真正有文化交流的价值。如果我们都好，我们何必要去吸收其他民族的东西呢？或者我们都糟，我们也没有吸收人家的基础。

　　经济观察报：政治现代化的核心问题，就是民主，是不是这样理解？

　　汤一介：其实严复原来的说法也有他的道理，他是从“体”、“用”的角度来考虑，他批评“中体西用”说，我们不能牛体马用，体用应是统一的，他认为西方社会是“自由为体，民主为用”。我觉得他对西方的看法有他的独到之处。自由应该是一种精神，民主呢，就是怎么来保证自由的实现。因为自由是创造力的源泉，没有自由就没有创造力，所以要思想自由。蔡元培的伟大之处就在于他倡导自由的教育思想。思想自由才有创造力，没有思想自由就没有创造力。从哲学讲，哲学的问题都是从怀疑开始，没有怀疑就没有办法进步。

　　来源：经济观察报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