汤一介：思想自由是最重要的(2)

　　经济观察报：就等于在哲学史研究上有了突破。

　　汤一介：不仅中国哲学史，实际上对中国哲学的研究也有了突破，大家不再限制在所谓的唯物主义、唯心主义斗争的历史上来考虑问题。

　　经济观察报：这是不是有一个时代背景，就是八十年代初有一个人道主义的讨论？

　　汤一介：那个还稍微晚一点。人道主义的讨论是纪念马克思逝世一百周年时发生的，是1983年。但是当时文学界在这个方面可能也有些讨论，当然我不熟悉文学界的情况。1981年，我就在北京大学开了一门课，叫做“魏晋玄学和佛教道教”，这种课在1949年以后是很难开出来的。我开这个课非常受欢迎，三次换教室，一次比一次大，最后没有办法，就发听课证上课，外面来听的人很多，当时周一良教授也来听，他可是研究魏晋史的专家。

　　经济观察报：为什么当时那么多人喜欢？

　　汤一介：因为是一个新的东西，当时没有过。另一方面，那些教条主义的课程很冷淡，这说明，传统哲学的东西只要讲得好一点，符合道理一点，大家还是很愿意听的。其他的课程都有这种情况。到1983年，著名的美国罗氏基金会资助我去美国做研究，我就来到哈佛大学费正清研究中心。在哈佛大学，我首先遇到杜维明先生这些现代新儒家。

　　经济观察报：杜维明是海外的新儒家。

　　汤一介：他在哈佛大学做教授。我原来不是研究儒学的，我是研究魏晋玄学也就是道家思想的，可是出去就碰到这些新儒家。

　　经济观察报：以前知道这些人吗？

　　汤一介：知道，因为杜维明大概在1979年就已经来中国了，他在北京师范大学教书，也常来我家。那个时候我对他们的思想并不了解。 到了哈佛，发现他们都讲儒学，我想是不是应该了解他们的思想？现代新儒学这个路子是不是好？新儒学受牟宗三先生的影响非常大。牟先生的一个基本思想就是，中国的“内圣之学”可以开发出符合现代民主政治的 “外王之道”，中国“心情之学”能不能经过良知的坎陷开出认知的系统？我当时觉得这个路子可能有一点问题。他实际上还是希望从我们自己的思想传统里发掘出来西方的民主、科学思想。 当然不是说我们一点民主思想没有。但是是不是一定是这样的？我就想是不是可以从一些别的角度考虑。正好那时在加拿大蒙特利尔召开第17届世界哲学大会，邀请我去参加这个会。这个会议有几千人参加。

　　经济观察报：这么大规模？

　　汤一介：很大，会议要分很多组，可是在这之前从来没有中国哲学的讨论组，只有一个东方哲学的讨论组，把中国和印度、日本等都放在一起。我是从哈佛大学直接去的，中国也派了一个代表团去，团长是社科院的副院长汝信。我在中国哲学圆桌会议上作了发言，从另外一个角度考虑中国传统哲学的真善美问题。我认为，中国传统哲学问题可以从三个基本命题发挥出来，一个是“天人合一”，是解决人和自然的关系问题；一个是“知行合一”，是解决人社会生活的问题；还有一个是“情景合一”，就是人的感情和外在的景物结合才可以产生美。我讲了以后大家热烈鼓掌，反应很好。

　　来源：经济观察报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