汤一介：思想自由是最重要的(6)

　　经济观察报：人们当时就说，“各领风骚三五年”嘛。

　　汤一介：太快了，可是你要说八十年代就一定有多少思想，也不尽然。也没太多的思想，李泽厚本人的思想大多在八十年代形成，但他九十年代就没有出太多的东西。九十年代“有学术无思想”，这种情况确实存在，但学术也不太多，因为九十年代经济大潮，“下海”影响太大了，学界更浮躁了，每年出版20万种书，很多是压在书库里。所以并没有多少人在真正做学术——当然也有，可是比较少。八十年代主要是提出很多问题来。

　　经济观察报：但是还没有真正解答。

　　汤一介：九十年代在学术上可能稍微注意一点，可是浮躁之风就是九十年代开始的，主要是要“下海”，要快，一年要出几本书。再加上我们的教育制度，评职称必须有著作才行，没有著作就不能当教授，而且一本还不行，这使得学术并没有真正地深入下去。

　　经济观察报：九十年代你个人主要关注什么？

　　汤一介：九十年代以后，我特别关注整个文化的动向。九十年代初，《人民日报》发表了一篇文章说“国学在燕园悄然兴起”。那个时候我就有一个担忧，我就怕把中国传统哲学说得太好了，过分了，容易发生问题。

　　经济观察报：现在来看，你的担心不是多余的。

　　汤一介：对，我当时对来采访的《中国青年报》和《黑龙江日报》的记者说，文化的发展应该是在全球意识下的多元化发展，文化的发展必须有全球意识、全球观念，不能只看到你自己。

　　经济观察报：那时很多人就说“30年河东，30年河西”，认为20世纪就是中国文化的世纪、只有中国文化能救世界。

　　汤一介：所以我担忧。原来的“西方中心论”不对，现在讲“东方中心论”也不对。“西方中心论”已经不行了，你再搞一个“东方中心论”也不行，搞“中国中心论”就更不行。所以我就发表了几篇文章，我说现在的时代还是文化的多元时代，我们还要认真地汲取西方文化的东西和其他文化的东西。今后的文化发展，应该既是民族的又是世界的，它不仅要解决你自己的问题，也应该考虑解决世界的问题才行。如果仅仅考虑自己，让自己游离于世界文化之外，是没有前途的。

　　经济观察报：几乎在国学热兴起的同时，亨廷顿的《文明的冲突》风行一时。

　　汤一介：在中国我是第一个发表文章批评“文明冲突论”的，我用的基本都是孔子的“和而不同”的思想。就是说，文化尽管不同，但可以和谐相处。从八十年代起，我写的文章就是讲“天人合一”,也就是“和谐”的问题。钱穆去世前，也是把中国传统文化归结为“天人合一”四个字。那是钱穆的最后一篇文章了，这篇文章并没有完成。所以我写过一篇文章，是《读钱穆先生的中国文化对人类社会可有的贡献》。“合一”是什么意思？就是天人要和谐。我认为中国文化有一个最核心的东西就是讲和谐。天与人要和谐，人与人要和谐，情与景要和谐，不是非得“东风压倒西风”。

　　经济观察报：你这儿讲和谐，他那儿讲冲突。

　　汤一介：其实那个时候不只我一个人批评“文明冲突论”，很多人都批评。

　　来源：经济观察报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