汤一介：思想自由是最重要的(4)

　　汤一介：我们对新儒学进来有一点影响，因为杜维明是我们的导师，还有其他学说跟我们都有关系，如新道家，陈鼓应也是我们的导师。但是我们内部确实思想不一致，包遵信是非常反对新儒学的，我虽然不赞成新儒学，但是我不公开反对它，我觉得应该“和而不同”。

　　经济观察报：对不同的学说都很宽容？

　　汤一介：从我个人讲，愿意继承蔡元培“独立自由，兼容并包”的思想，各派都可以参加，没有问题。

　　中国文化书院、“走向未来”、“文化：中国与世界”这三个团体虽然思想有差异，可是关系还是好。虽然我们想法不一样，可是我们并不互相抵制，是合作的状态，目的都是推动中国文化走出原来教条主义的那一套东西。所以我觉得，我们对思想解放起了一定作用。

　　经济观察报：思想解放就是启蒙。

　　汤一介：同时还有上海的王元化先生，他搞“新启蒙”。不过八十年代末期，这三个民间的学术团体都停止了活动。在社团重新登记时，就不让我们中国文化书院登记，但是我们还是努力做些事，开一点学术会议，出一点书，办班就不大可能了。这样停滞了三四年，一直到1993年才得以重新登记。

　　经济观察报：三个学术团体体现了不同的思潮，三股思潮在不同程度上影响了中国当时的文化思想。随着这三个学术团体的活跃，中国大陆在八十年代中期出现了“文化热”。

　　汤一介：应该说，这三个学术团体对当时的文化启蒙，对文化从原来的教条主义、蒙昧主义中走出来起了比较大的作用。中国文化书院除了出书以外，主要是办班，以函授与假期讲习班的形式研讨、传授学问。当时确实是文化热！我们办了一个中西文化比较研究班，是一个函授带面授的班。一招生就是一万二千人！

　　经济观察报：今天很难理解这样的一种“文化热”。

　　汤一介：甚至西藏都有24个人报名参加。我们出版的书就是教材，我们把书发给学员，同时我们几乎每个月都编一个指导学员自学的小报。

　　完整的现代化包括政治现代化和文化现代化

　　经济观察报：也有人把你误认为新儒家的代表。

　　汤一介：这可能和我在深圳大学创办国学研究所有关。1982年底或者是1983年初，当时清华大学考虑恢复文科，校长刘达到处征求意见，也问到了我。我就跟他讲，清华大学要恢复文科，就首先恢复原来的清华国学研究院。现在你们有条件，因为冯友兰先生等人还在，把他们都请回来，清华大学的文科一下子就起来了。他觉得我的意见挺好，但是不久他就离任了，清华就办不起来了。那时正好北大和清华帮助深圳建深圳大学，清华的一个副校长到那边当校长，清华的宣传部长罗徵启去做副校长。罗徵启问我愿不愿意去那个地方？我说我不可能全去，你让我在那兼职也许可以，因为我不愿意放弃北大。后来我就在那儿办起来一个国学研究所。

　　经济观察报：开放前沿倒建成了国学研究所。

　　汤一介：1989年以后国学研究所停顿了，到21世纪又重新恢复了。

　　经济观察报：你如何看待新儒家呢？

　　来源：经济观察报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