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大经济所课题组：全球滞胀中国之策(6)

　　其次，来自全球资源再配置效应、规模经济与专业化效应难以抵消原材料价格上涨带来的冲击，世界PPI-CPI 缺口的全面收窄，全球化红利进入递减区间，世界经济将在能源和原材料价格高涨的冲击下告别“低通胀时代”。

　　全球化是引导世界经济周期的另一个核心力量。在21世纪初，这种力量将中国、印度以及前社会主义国家卷入了国际分工的浪潮之中，使资源在全世界范围内重新进行配置，并创造出巨大的“全球化红利”。这集中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第一，中国和印度等发展中国家的大量闲置人口纳入全球生产体系之中，使世界生产的劳动力成本大幅下降；第二，美国等发达国家的新技术在全球市场的作用下快速向全球扩散，使全球技术水平大幅度提高，单位产品总成本大幅度下降；第三，制造业和金融服务开始分别在以中国和美国等领头羊的两极中进行专业化生产，从而使世界制造业与服务业产生了巨大的规模经济与专业化效应。这些力量使世界经济在新世纪以来出现“高增长、低通货膨胀”的黄金期，同时也导致在2003-2007年出现生产资料价格与工业品价格高涨与居民消费价格低迷的局面，PPI与CPI之间的传递率达到历史最低点，其正向缺口不断扩大。但是，这三种效应不可能长期持续，世界经济一体化、市场化以及专业化的基本完成将意味着“全球化红利”进入递减阶段，能源和原材料价格高涨的持续冲击将逆转PPI与CPI之间较低的传递率，PPI与CPI之间的正向缺口必将在不断缩小中向负缺口变化，2008年就是PPI与CPI缺口逆转的临界点。这表明“全球化红利”的递减难以消化目前能源和原材料价格高涨的持续冲击，世界将告别“低通胀时期”。

　　再次，不平衡问题难以维持，以相对价格调整和汇率调整为主导的调整力量必然通过次贷危机等事件为导火索，对世界经济不平衡进行反向调整，世界将告别“贸易流量大幅度增长时期”。

　　世界不平衡问题在近5年来出现极度恶化的趋势。但这种趋势不可能进一步持续。因为在以纸币本位的后布雷顿森林体系中，不平衡的扩大必将意味着以美元为主体货币的国际流动性过剩，而过剩的流动性必须寻找其载体和恰当的发泄渠道，这决定了各种金融泡沫、房地产泡沫以及大宗商品价格的上涨就成为必然的现象。而这些泡沫的破裂就意味着世界经济不平衡问题已经达到了它的极限，世界经济必须通过不平衡两极各自储蓄-消费结构的调整来逆向调整全球的不平衡。

　　美国次贷危机的爆发证明美国过度消费与依靠消费拉动经济增长的模式将不能持续，而各种原材料价格和大宗商品价格的暴涨也意味着亚洲过度储蓄与依靠投资拉动的经济增长模式难以为继，两极贸易赤字和顺差的收缩势在必行。因此，我们可以看到，2007年美国贸易逆差为7085亿美元，比2006年下降了6.5%，这是在连续5年创下历史最高纪录之后的首次下降，而亚洲区域的顺差于2007年的最高点开始下滑。2008年3月份美国商品和服务进口总额为2067亿美元，较2月份下降了2.9%，创下了自2001年12月以来的最大单月降幅。而中国、日本、印度2008年的贸易顺差较2007年大幅度回缩。事实上，世界经济已经步入一个汇率重构的时代，汇率的大幅度调整以及由此产生的各种摩擦不仅使世界不平衡发生逆转，而且贸易总量也会步入增幅递减区间。事实上，世界贸易总量在2007年就开始进入增长速度递减的区域。据4月9日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发布的2008年《世界经济展望》春季报告认为，发达国家2008年货物和服务进出口将分别增长3.1%和4.5%，比上年回落1.1个和1.3个百分点；发展中国家2008年货物和服务进出口将分别增长11.8%和7.1%，比上年回落1.1个和1.8个百分点。

　　最后，世界各国短期性的调整政策将使世界经济陷入“两难困境”，经济增长放缓、通货膨胀压力加大以及失业增加将进一步加剧，“滞胀”的威胁将进一步逼近。

　　世界各国在面临经济放缓和通货膨胀抬头采取一些短期性的措施。但是，各国宏观经济政策在全球化衍生出来的外部效应影响下无法胜任治理“增长放缓”和“通胀抬头”的重任，即任何一个国家单独控制通胀只会令其自身经济增长下降，但有利于降低其他经济体的通胀。对于中心国家，次贷危机的爆发以及很多发达国家房地产市场的吃紧，使以美联储为首的多国中央银行为了延缓危机的暴发、挽救本国经济，采取频繁向市场注资、降息等政策。但这些政策却加剧了国际流动性过剩的压力以及汇率相对调整的力度，导致大量流动性从资本市场向大宗实物商品流动，致使能源、材料和农产品价格飙升；而对于外围和次外围国家，为了应对价格上升带来的问题，又采取各项紧缩的政策，这无疑加剧了国际流动的异样变动以及全球经济放缓的步伐。因此，各国宏观调控当局会陷入一个囚徒困境之中，从而延缓调整，使“滞胀”的威胁将进一步逼近。

　　对中国的外部挑战

　　世界经济上述深层次的调整对中国宏观经济的外部环境将产生以下值得注意的问题。

　　第一，必须充分认识到本次世界经济放缓、通货膨胀抬头并不是单纯次贷危机与大宗商品上涨带来的短期产物，它在本质上是世界经济周期性调整的表现，因此，中国必定将在中期范围内面临外部环境恶化的挑战，中国宏观经济政策应当从中期角度进行相应统筹。

　　第二，决定世界经济周期调整的三大核心力量——“新技术扩散效应的衰退”、“全球化红利的递减”以及“全球经济不平衡的逆转”将直接作用于中国宏观经济，中国短期决策必须充分考虑这些力量作用中国宏观经济的途径和力度。

　　第三，石油和原材料价格的上涨虽然在表面上属于需求拉动型，但是必须清楚看到这种结构性价格上涨对世界各国的冲击具有严重的不对称性，它在本质上具有国际利益再分配的功能，是国际资本进行价值掠夺的新模式，贸易冲突以及国际宏观政策冲突的再起是各国经济政策制定必须考虑的一个核心要素。

　　第四，应当认识到本次世界经济周期性调整与上世纪70年代的滞胀虽然有本质性的区别，但应当充分重视“新型滞胀”出现的可能，宏观经济政策的使用需要超越传统的管理模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