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科大校长朱经武：东方麻省的飞跃与务实

　　“东方麻省”的飞跃与务实

　　――人民网记者专访香港科技大学校长朱经武

　　一所年方15却已蜚声海外的大学，一所以工科见长商科亦能排名世界前三的大学，一所高度国际化但扎根于中国香港，矢志带领香港乃至中国高等教育前进的大学，这就是香港科技大学。她“重现”了上世纪前半叶美国麻省理工学院10多年里缔造辉煌的历史，她的飞跃令人羡慕，她的务实耐人深思。日前，香港科技大学校长朱经武接受人民网记者的专访，以下为采访全文。

　　朱经武教授出生于中国湖南，在台湾念完大学后赴美

留学并获博士学位，其先后出任美国休斯敦大学物理学教授，美国国家科学基金的固态物理项目主任。现任香港科技大学校长及物理学教授，美国休斯敦大学天普科学讲座教授、物理学系教授及德州超导中心创始主任。同时，他也是美国科学院、美国人文及科学学院、中国科学院、台湾中央研究院及第三世界科学院院士。朱经武在高温超导的研究方面成就卓著。1987年1月，他成功地发现了新超导材料，将超导温度提高至摄氏零下180度，超过了液态氮的温度，开创了高温超导研究及应用的新纪元。2001年，朱经武出任香港科技大学校长。03、04 、06三年获选为香港“最佳大学校长”。

　　一、

　　记者：看你们大学的名称“科技大学”，给人的印象是以工科见长，但你们的社会科学，特别是商科(MBA)已步入世界一流行列，而且，你们还自称是一所高度国际化的研究型大学，那么，请能介绍一下“国际化研究型大学”的内涵和你们的资质。

　　朱经武：在学科发展上，为什么科技又搞上管理？因为如果科技只是做研究，在学术殿堂里，象牙塔里做，是不够的，社会支持我们，他们自然希望有回报，让科技产品化、商业化。而商业化和产品化的其中一个重要问题就是管理，所以商学院也就是这么建立起来的。有商学院、又有工学院和理学院，正好凑在一起了。当然，这还不够，我想一个大学生，一定要有人文素养，但这点在科大很不幸。当时科大设立商学院，已经是创校校长吴家玮跟当局极力争取，多次讨论辩论后才得到，政府认为每个学校都有自己的定位，你只要把本行做好就行，不用做其它的，因此更没道理设立文学院、社会科学院。但在吴校长的坚持下，还是设立了社会科学院，但只有研究院，没有本科生。这是我们的一个很大缺陷。

　　我5年半前来到科大的第一天，就跟政府说，我们要人文社会学院，可是他们还是说不行。所以我们就想各种各样的办法，比如不同的学院，共同开一些课程，让学生有机会接触人文方面的东西，但真正人文学院的本科生，我们还没有。5年半过去了，我仍相信迟早都能做下来。其实，我们并非要面面俱到，因为教育是全面的，也使有选择的。比如我们学校，生物生命科学很强，在研究方面是香港最强的，在世界知名期刊发表文章最多。香港科技园当时想要发展生物科技，就从北欧找了一批人来，组成咨询委员会，考察香港在生化研究方面的能力、社会及工业环境等，评估在香港是否适合发展生物科技，第一条就是看研究成果，其中大部分都是我们学校教授做的。但是，我们学校没有医学院，我们自己也觉得香港已经有两所大学有医学院了，没有必要去再争。尽管我们的工作跟医学相辅相成，我们还是有选择的。我们不会去选别人正在做得热热闹闹的，一定要挤进去，除非他们一直做不好，其实在医学方面香港别的学校做得也不错。而且，这方面要发展要花很多资源，我们学校没有，政府也没有，我们不勉强。我们的老师与他们(中大和港大医学院)都有很多合作。

　　香港科技大学已经是一所研究型大学了。作为研究型大学，我希望研究生的比例能达到45%。我们现在的本科生有5000多到6000，研究生差不多3000多，大部分研究生都是读硕士学位，特别是MBA(工商管理硕士)，真正读博士学位的，只有1000多一点，在整个比例来讲，是比较少的。你看美国加州理工、麻省理工大学，他们的研究生占比很大，我们学校研究生比例的确不够。但是，美国的情况不一样，那边有很多大学，本科生数量也很多，只是不同大学训练出来的而已，香港真正能训练出理工很强的优秀本科生的大学并不多。所以，我们自己训练出来的学生，有的留在本校念研究生，或者继续到国外、以及内地去念书。像我们的大学部物理系，这几年来，收到非常优秀的学生，比如奥林匹克奖牌获得者，有香港的，也有从内地、印尼等地方来的，他们来接受教育后，再要读研究院就随他们了，不管是留在学校，还是留学国外。我们理学院留学国外的学生，都是去国外非常好的大学。他们的出路很好。

　　但是，我们也看到，在香港社会，我们训练研究生出来，要想到他明天的出路，起码在短期训练后他能到国外工作。但从长期来看，如果这样下去，对于香港，乃至中国，都不见得是最好的。最好的是什么？一开始可以出去，等他们真正训练好了，都能够回来工作。到目前来看，香港的条件还不成熟，科技市场就不完善。但内地市场扩张的速度却很快，我知道有很多内地出国留学的学生，现在都一批一批回国。这个情况跟台湾一样，我是在台湾长大的，知道台湾当年的情景，当年就想留学，学完了就学留，留在那边，因为当时台湾环境不成熟。到了后来，台湾的环境成熟了，大批留学生回流。当年台湾的经济奇迹，与这批留学生的回流有密切关系，现在香港大概还在前面一步，但我相信香港会慢慢成熟，特别是与内地经济关系更加紧密之后，香港就会有更好的发展机会。

　　研究型大学也应该教学，不只中国，包括韩国、日本，人们常常会觉得，我是一个大学者，我是做研究，我就应该教研究生，不教本科生。他们认为，花时间教书而不去研究，那是浪费。这是不对的。我认为，进了大学，教授的任务就是传道授业解惑，传道的话，就一定要教书，通过教书这个途径把学的东西转给年轻一代；授业，过去说就是传授专门学问；解惑则是教做人。现在，因为知识一直在向前走，所以老师们要做研究。如果一个科学家，假如他只对研究有兴趣，他应该去研究所工作，不该到大学来，既然拿了教授的名义，就应该教和授。在美国，做教授有三个原则，第一，教书；第二，研究；第三，服务，服务社会，服务专业。比如你到伯克利大学，他们本科生一年级，都是最有名的学者在教，这是他们的传统。当年，学生一上大学，教普通物理竟然会是“氢弹之父”，学生多兴奋呀，学习的启发性马上就有了，我太太就是这些幸运学生中的一位。我在德州也一样，有名的教授教基础课，德州政府会给奖励，多给学校拨经费。政府鼓励这些人这么做，而不是关门研究。

　　至于科大，我觉得我们正在朝这个方向走。我们希望自己一流的教授都能教课，但是我们这里与西方又有些不同，西方的普通科常常是大班教课，叫做“大班讲课，小班研讨”，大班讲课的时候自然是很希望有资深的名教授上课，我们这里上课班不算小也不算大，比较均衡。我们也希望教授能多教课，宣扬在大学教学是我们最重要的责任之一，但是在学校里，教授有很大的自由度。我们并不是不重视研究，我认为，创造知识很重要，学校不创造，就只有研究机构去创造了。而且，两者不同，研究机构除了政府资助的通常都是业界的，研究的项目也通常是短期的，但真正的学术上研究是需要时间的，有时候你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出来，所以学校就有这个好处，慢点出来没关系。但在业界的实验室和研究所里就不行了，那里要赶时间。

　[1]　[2]　[3]　[4]　[下一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