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学：中国式商道新外衣(3)

　　国学穿上了“新衣衫”

　　如果说章太炎将佛学融入国学仍属学术范畴，是国学的第一次扩容，那么，现时将国学跟商道进行嫁接，并且像北大那样开出1000元/天授课高价的各类国学培训班，国学又是何时一改重士轻商传统，摇身一变，穿上了商道这件新衣衫？

　　商人和商业社会地位的变迁，是引发上述现象的根本原因。

　　19世纪六七十年代，洋务派兴办的“强国”和“求富”企业，以及稍后秉持“实业救国”理念的民族资本发展，是商人和商业社会地位提升的开端。改革开放近30年来，创富则成了多数国人最为认可的人生追求。

　　近30年来，企业大量需求的管理、营销、人力、法律等商务人才不断升温，而哲学、历史等人文学科却多呈门前冷落鞍马稀之态。

　　苏东水解释说，当前的国学与商道热，可能有四个原因：受东方管理学派影响，有些人要自立门户；管理学很重要，向西方学习有必要，但不能完全走西化道路，应该不断创新；社会的需求以及利益驱动。

　　作为

　　上世纪80年代初，苏开始探讨东方管理学。所谓东方管理学，包括中国管理、西方管理和华商管理三大部分：中国管理又包含古代、近代和现代三部分，其古代部分即是现今国学与商道中宣讲的《易经》阴阳、道家无为、儒家仁爱、佛家慈善、兵家用人、法家崇法等学说。

　　至此，章太炎提出的“国学”正式和管理学发生交集。

　　巧合的是，第一份国学刊物，由邓实任主编，章太炎、刘师培等撰稿的《国粹学报》，1905年2月创刊时，即在上海。70多年以后，国学的再次发展依然脱不了和上海千丝万缕的联系。

　　在多年的潜心研究中，苏东水逐步确立并提出了“以人为本、以德为先(市场经济条件下，为官讲清廉、生意重诚信、生活求和谐)、人为为人”的三为治世核心管理学理论。在将优秀

　　“花儿为什么这样红”

　　“由于战争、动乱和政治运动等原因，国学中断了近百年。在‘西学东渐’的大背景下，几代中国知识分子深受西学影响，无论教育体制，还是话语方式，都呈现相当的‘西化’特征。而考察国学(历代主要是以儒家学说为主)兴衰更替的曲线规律，乱世时国学往往遭贬斥，而从文景之治到康乾盛世，凡太平盛世人民安居乐业皆国学繁荣时候，其统治地位都很稳固。”

　　梁枢接着分析：“经过近30年的改革开放，国家发展到了一定阶段，有了一定累积，国人的民族自信心有了很大恢复，人们自然会从传统文化资源中寻根。”

　　苏东水也指出，“以德为先”一直是中国文化最为鲜明的表达，是中华文明在长期历史过程中能历经各种风云延续至今的根本原因。如果说宗教是欧美社会最重要的整合机制和文化核心，那么，道德伦理在中国社会传统中扮演了同样重要的角色。

　　“当前我国经济建设取得了重大成就，同时也积累了一些社会矛盾。这些矛盾累积的原因非常复杂，最主要的一条是没有实现社会、国家、集体和个人的齐头并进；没有实现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个人身心之间的和谐。”

　　梁、苏二人的观点再次跟章太炎不谋而合。

　　一百多年前，章在初步接触西方文化之时，即明确意识到了西方文化与中国文化彼此独立的显著区别：西方哲学在自然科学的影响下产生，中国则不然，儒家“温良恭俭让”的思想与西方的“自由博爱”完全不同。

　　所以，一方面，“文革”将国人的道德感、信誉感打碎，国民的伦理道德观亟须重塑。另一方面，中国的一流企业已经开始跨出国门，迈出国际化战略的关键一步；而张瑞敏、柳传志、鲁冠球、尹明善、任正非等第一代一流企业家年事渐高。选育合格的接班人并不容易，留下独具创业者个性风采的企业文化和制度，无疑将在最大可能上延续他们的既有辉煌。而这些个性，显然不太可能向德鲁克取经。

　　另外，企业高管们风光和高收入的背后也隐含着巨大的心理和精神压力。他们迫切需要寻找精神的慰藉与出口。这恐怕也是“陈峰们”选择佛学的重要原因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