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任芝铭的人生中,有一个假设是,如果他的家不在河南,而是在北京上海,他的人生会是什么样子?
文|余世存
任芝铭是现代历史上的书生革命家,他对现代史的贡献为很多人忽略了。有人说,他的家族亲友关系史展开后,“相当于半部中国现代史”。
任芝铭是河南新蔡人,他的父亲是县城里贩菜为生的贫民。任考取功名后,只是一个能够维持生活的私塾先生。直到女儿求学缺钱,家大业大,他才在陕西做了两年官。家庭收入的改变,就是因为这时的“做官发财”,他“发了一万多元的财”,大约相当于现今的百万元人民币。有此基础,他开始理财,典买土地,成为享用地租的地主。
天命之年买房
任芝铭是有经济头脑的,虽然从年龄上看,他理财时已经相当迟了,他50岁左右才开始考虑置业。
1922年,任芝铭在陕西为官时,家里已经有一些土地,租给佃农,收入分成。当时,新蔡等农村有典当土地、买地等几种形式。当时人只要买到土地所有权,就是那块土地的地主。典当来的,有使用权,也一样获取地租,是地主。故任虽是城市居民,却能够以地主的方式获取一家生计。
任芝铭不太喜欢以典入的方式拥有土地,他希望有条件就直接买地,如1923年,他在家信中说,“当地一节,尚须商量。吾意当地总甚便宜,亦不合算。因当税太重。……曹姓之地,如果出卖,不妨仍托大竹匠说合。”
当时的土地价格每亩在银元10—20元之间。任的想法影响到家人,妻子也开始买地、当地,如1928年,任妻买金姓宅基一处,地五十亩,又在黄店当地一顷。
十来年时间的置业,到30年代初,任家拥有耕地200亩左右,这还不包括他捐办学校的土地。有此产业,任家就有了可靠的收入。他长年在外奔波,仍惦记着家里的收入状况。1928年,他在家信中写道,“本年麦季,闻吾县只有丰收,不知家中此次共分小麦若干石?甚念。”1932年,他在家信中说,“听说县中麦子很好,每亩能收一石。要真是这样,我家今年能有分一百石小麦的希望。究竟分到多少,望速来信告我。”
当时的一石为500斤,则一年一百石,5万斤小麦。任家的收入,就来自地租。近20年后,1950年的任芝铭已经80岁,他被新政府选为河南省协商委员会副主席,相当于副省级干部,薪俸为每月小麦500市斤。大约只有他当年地租收入的十分之一。
任家虽然有了稳定的土地收入,但在当时的中国仍担惊受怕。这主要表现在有三怕:天灾,人祸,苛捐杂税等等。
《新蔡县志》记:“12年(1923年),大水,年降雨1390.6毫米,相当50年一遇标准。13年(1924年)夏,淫雨为灾,河水漫溢,平地行舟,禾黍庐舍尽被水淹,全境受灾过半。14年(1925年),8月13日始,连降大雨3昼夜,河水漫溢,秋禾尽淹。”这一场连续三年的水灾,任芝铭1925年的家书也有记述:“据芬佛报告,段寨埂开,秋稼全淹。此地之不秋获,已三年矣。”
民国时期河南一省的土匪成灾,1925年,任芝铭的家书中说:“至事急时,亦必须埋在地下……万一土匪进城,甚么物件皆非吾有。”两年后,任的家信中说:“闻县境半被匪烧,麦萎于地,秋禾未种,哀哉县民,何以为生?此真可为痛哭流涕者也!段寨一带,既幸免蹂躏,不知秋季又被水淹否?”
任芝铭家的开支是很大的。他生育了六个女儿,他的家书中曾这样写道,“纬女、载女处,前又各为汇去一百元(共二百元),目下当已接到矣。三女与五女,两人全年学费,共需六七百元。吾已告知载女,承认负担。并嘱渠不要向家中索款。纬女住京,耗费过大,吾意始终并不赞成。今汇给百元,聊作接济。若常常供给,吾又安能有此力量?试问渠姐妹一年之中,耗吾款洋,将近千元,全县谁家舍得?吾现因有事,月入稍丰,尚可支持。将来无事,如何得了?”
“纬女”是说他的二女儿、孙炳文的妻子任锐,即孙维世的妈妈;“载女”,是说他的三女儿、冯友兰的妻子任载坤。
财聚财散
任的格局今天看来仍值得称道。他一旦有了条件,就会投身于公益。
早在20年代初,他就想在新蔡县为刘粹轩、阎子固等辛亥烈士修建纪念祠堂,抚恤辛亥烈士刘粹轩、阎子固的家属。前者到1943年由政府批准实现,后者,则是他多年来自己尽着抚恤烈士遗属的义务。
在有了若干土地后,任芝铭动用自己的私产,在新蔡县逐步办起了从小学到高中的“今是学校”。他把至少一百亩地划归学校,每年那些地的地租,都捐用在学校的维持和发展上。
如学校设备、教师工资、给贫困学生的免费待遇和现金资助等等,多是出自那些地租收入。这个学校成了地方上的教育中心,使得河南省新蔡、汝南、正阳、息县、项城、沈丘和安徽省临泉、界首、阜阳、阜南、淮北等地的众多青年受到了良好教育。
任芝铭年过半百时开始理财置业,成为地方士绅阶层后,他又开始散财,不到十年他就给妻子写信劝说少买房子少买地,“当此乱世,金钱越多,目标越大,即危险亦越甚。俗言‘有钱难买乱世贫’,此话虽浅,实有至理。”“吾辈此后至多光阴,不过数年,或十数年耳。有福能享,才算真福。若刻苦自己,多置产业,古人谓‘富者众之怨’,今且足招祸,又岂止招怨而已乎?”
有意思的是,在任芝铭的人生中,有一个假设是,如果他的家不在河南,而是在北京、上海,他的人生会是什么样子?也许他的理财就不是购置土地;而是投身金融,运用现代市场的金融杠杆来理解时代。他就不会回到传统中国人的思维当中,吃土地吃瓦片,成为士绅阶层;而是成为有现代科学理性和人文知识的知识精英或实业家。
但任芝铭毕竟是中原人,他有革命理想,却也没有踢开传统文化,甚至说,他算得上传统中国士绅文化最后的辉煌之一。他对土地的感情,对家国天下的修齐治平,对财富的聚散之道,都值得今人注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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