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任芝铭的人生中，有一个假设是，如果他的家不在河南，而是在北京上海，他的人生会是什么样子？

　　文|余世存

　　任芝铭是现代历史上的书生革命家，他对现代史的贡献为很多人忽略了。有人说，他的家族亲友关系史展开后，“相当于半部中国现代史”。

　　任芝铭是河南新蔡人，他的父亲是县城里贩菜为生的贫民。任考取功名后，只是一个能够维持生活的私塾先生。直到女儿求学缺钱，家大业大，他才在陕西做了两年官。家庭收入的改变，就是因为这时的“做官发财”，他“发了一万多元的财”，大约相当于现今的百万元人民币。有此基础，他开始理财，典买土地，成为享用地租的地主。

　　天命之年买房

　　任芝铭是有经济头脑的，虽然从年龄上看，他理财时已经相当迟了，他50岁左右才开始考虑置业。

　　1922年，任芝铭在陕西为官时，家里已经有一些土地，租给佃农，收入分成。当时，新蔡等农村有典当土地、买地等几种形式。当时人只要买到土地所有权，就是那块土地的地主。典当来的，有使用权，也一样获取地租，是地主。故任虽是城市居民，却能够以地主的方式获取一家生计。

　　任芝铭不太喜欢以典入的方式拥有土地，他希望有条件就直接买地，如1923年，他在家信中说，“当地一节，尚须商量。吾意当地总甚便宜，亦不合算。因当税太重。……曹姓之地，如果出卖，不妨仍托大竹匠说合。”

　　当时的土地价格每亩在银元10—20元之间。任的想法影响到家人，妻子也开始买地、当地，如1928年，任妻买金姓宅基一处，地五十亩，又在黄店当地一顷。

　　十来年时间的置业，到30年代初，任家拥有耕地200亩左右，这还不包括他捐办学校的土地。有此产业，任家就有了可靠的收入。他长年在外奔波，仍惦记着家里的收入状况。1928年，他在家信中写道，“本年麦季，闻吾县只有丰收，不知家中此次共分小麦若干石?甚念。”1932年，他在家信中说，“听说县中麦子很好，每亩能收一石。要真是这样，我家今年能有分一百石小麦的希望。究竟分到多少，望速来信告我。”

　　当时的一石为500斤，则一年一百石，5万斤小麦。任家的收入，就来自地租。近20年后，1950年的任芝铭已经80岁，他被新政府选为河南省协商委员会副主席，相当于副省级干部，薪俸为每月小麦500市斤。大约只有他当年地租收入的十分之一。

　　任家虽然有了稳定的土地收入，但在当时的中国仍担惊受怕。这主要表现在有三怕：天灾，人祸，苛捐杂税等等。

　　《新蔡县志》记：“12年(1923年)，大水，年降雨1390.6毫米，相当50年一遇标准。13年(1924年)夏，淫雨为灾，河水漫溢，平地行舟，禾黍庐舍尽被水淹，全境受灾过半。14年(1925年)，8月13日始，连降大雨3昼夜，河水漫溢，秋禾尽淹。”这一场连续三年的水灾，任芝铭1925年的家书也有记述：“据芬佛报告，段寨埂开，秋稼全淹。此地之不秋获，已三年矣。”

　　民国时期河南一省的土匪成灾，1925年，任芝铭的家书中说：“至事急时，亦必须埋在地下……万一土匪进城，甚么物件皆非吾有。”两年后，任的家信中说：“闻县境半被匪烧，麦萎于地，秋禾未种，哀哉县民，何以为生?此真可为痛哭流涕者也!段寨一带，既幸免蹂躏，不知秋季又被水淹否?”

　　任芝铭家的开支是很大的。他生育了六个女儿，他的家书中曾这样写道，“纬女、载女处，前又各为汇去一百元（共二百元），目下当已接到矣。三女与五女，两人全年学费，共需六七百元。吾已告知载女，承认负担。并嘱渠不要向家中索款。纬女住京，耗费过大，吾意始终并不赞成。今汇给百元，聊作接济。若常常供给，吾又安能有此力量？试问渠姐妹一年之中，耗吾款洋，将近千元，全县谁家舍得？吾现因有事，月入稍丰，尚可支持。将来无事，如何得了？”

　　“纬女”是说他的二女儿、孙炳文的妻子任锐，即孙维世的妈妈；“载女”，是说他的三女儿、冯友兰的妻子任载坤。

　　财聚财散

　　任的格局今天看来仍值得称道。他一旦有了条件，就会投身于公益。

　　早在20年代初，他就想在新蔡县为刘粹轩、阎子固等辛亥烈士修建纪念祠堂，抚恤辛亥烈士刘粹轩、阎子固的家属。前者到1943年由政府批准实现，后者，则是他多年来自己尽着抚恤烈士遗属的义务。

　　在有了若干土地后，任芝铭动用自己的私产，在新蔡县逐步办起了从小学到高中的“今是学校”。他把至少一百亩地划归学校，每年那些地的地租，都捐用在学校的维持和发展上。

　　如学校设备、教师工资、给贫困学生的免费待遇和现金资助等等，多是出自那些地租收入。这个学校成了地方上的教育中心，使得河南省新蔡、汝南、正阳、息县、项城、沈丘和安徽省临泉、界首、阜阳、阜南、淮北等地的众多青年受到了良好教育。

　　任芝铭年过半百时开始理财置业，成为地方士绅阶层后，他又开始散财，不到十年他就给妻子写信劝说少买房子少买地，“当此乱世，金钱越多，目标越大，即危险亦越甚。俗言‘有钱难买乱世贫’，此话虽浅，实有至理。”“吾辈此后至多光阴，不过数年，或十数年耳。有福能享，才算真福。若刻苦自己，多置产业，古人谓‘富者众之怨’，今且足招祸，又岂止招怨而已乎？”

　　有意思的是，在任芝铭的人生中，有一个假设是，如果他的家不在河南，而是在北京、上海，他的人生会是什么样子？也许他的理财就不是购置土地；而是投身金融，运用现代市场的金融杠杆来理解时代。他就不会回到传统中国人的思维当中，吃土地吃瓦片，成为士绅阶层；而是成为有现代科学理性和人文知识的知识精英或实业家。

　　但任芝铭毕竟是中原人，他有革命理想，却也没有踢开传统文化，甚至说，他算得上传统中国士绅文化最后的辉煌之一。他对土地的感情，对家国天下的修齐治平，对财富的聚散之道，都值得今人注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