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带一路”需要有总体性设计，应全面打造七大战略联盟支点

　　□张茉楠[微博]

　　中国正从经济大国向经济强国转变，“一带一路”战略构想意味着中国正努力将自身的经济增长体系转化为区域增长体系。

　　重建全球经济新循环

　　1.“一带一路”将形成全球第三大贸易轴心。“一带一路”地区覆盖总人口约46亿（超过世界人口60%），GDP 总量达20万亿美元（约占全球1/3）。根据世界银行[微博]数据计算，1990-2013年期间，全球贸易、跨境直接投资年均增长速度为7.8%和9.7%，而“一带一路”相关65个国家同期的年均增长速度分别达到13.1%和16.5%；尤其是国际金融危机后的2010-2013年期间，“一带一路”对外贸易、外资净流入年均增长速度分别达到13.9%和6.2%，比全球平均水平高出4.6个百分点和3.4个百分点。“一带一路”正在形成除大西洋贸易轴心和太平洋贸易轴心之外，新的以亚欧为核心的全球第三大贸易轴心。预计未来十年，中国向“一带一路”沿线区域出口规模占比有望提升至1/3 左右，该地区将成为中国的主要贸易和投资伙伴。

　　2.“一带一路”将构筑新的雁阵模式。雁阵模式的核心是产业转移。随着中国产业结构升级以及日本经济持续衰退，过去以日本为雁首的亚洲产业分工和产业转移模式逐渐被打破。根据劳动力成本和各国的自然资源禀赋相对比较优势，未来5年，中国劳动力密集型行业和资本密集型行业有望依次转移到“一带一路”周边及沿线国家，带动沿线国家产业升级和工业化水平提升，构筑以中国为雁首的新雁阵模式，要充分挖掘“一带一路”区域国家经济互补性，建立和健全供应链、产业链和价值链，促进泛亚和亚欧经济一体化。

　　3.“一带一路”将形成陆海统筹的经济循环。“一带一路”将打破长期以来陆权和海权分立的格局，推动形成一个欧亚大陆与太平洋、印度洋和大西洋完全连接、陆海一体的地缘空间格局。建设“一带一路”，将形成一批纵横交错、互相连接的沿海、沿江、沿边的战略大通道，以外部通道建设加快内部各主要经济区块的联系和整合，缓解西部内陆地区区位和空间劣势，破解中国内陆地区因不靠边、不靠海导致的开放条件制约，加快西部地区同长三角、珠三角（含港澳）、环渤海和东南亚地区的连通。

　　4.“一带一路”与国内自贸区相互促动链接。“一带一路”与自贸区建设是一体两面，相互配套的关系，前者侧重以基础设施为先导促进沿线经济体互联互通，而后者则以降低贸易门槛、提升贸易便利化水平加快域内经济一体化为主要内容。例如，作为广东、天津、福建三省参与建设“一带一路”的新载体，三个自贸区将各有侧重点。广东自贸区功能主要是加强粤港澳合作，带动珠三角地区发展，在高端服务方面有较多投资机会；天津自贸区的功能主要是面对东北亚市场，航运、金融租赁有较强优势；福建则主要发展台海贸易，在与台湾企业开展深入交流、合作方面有优势。

　　预计未来十年，中国向“一带一路”沿线区域出口规模占比有望提升至1/3 左右，该地区将成为中国的主要贸易和投资伙伴

　　风险与挑战

　　随着“一带一路”带动“走出去”的广度与深度进一步扩大，中国海外利益与政治经济风险倍增，具体表现为战略、安全、经贸等几大方面：

　　1.“一带一路”挑战国际秩序易引发美俄印等大国战略冲突。中美俄都是陆海兼具的全球性大国，其全球和地区战略中都包含地缘战略因素，“一带一路”不可避免要面临大国战略冲突。

　　美国推动建立由其主导的亚太合作，对中国与周边国家间既有合作机制构成竞争。2013年，美国促动日本加入“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TPP）谈判，加大“美国—东盟扩大经济合作倡议”（E3）的推动力度，扩大与东亚经济体的合作。在中亚方向，美国主导“新丝绸之路”计划，大力介入地区事务。此外，美国“重返亚洲”将传统“第一岛链”的南端由东南亚延伸至南亚，形成了南亚（印度）、东南亚（东盟）和东北亚（日本、韩国）三大“板块”，彼此之间成“品”字形分布，其“铰合点”分别是台湾和新加坡。

　　而俄罗斯则担心中国与中亚各国深化能源合作将导致其主导的欧亚一体化进程受阻。此外，印度非常重视其南亚影响力，并积极发展与中亚、东南亚各国的双、多边关系。特别是印度加强与“印太”区域各国关系与能源合作，与中国建设能源通道可能发生竞争与冲突。

　　2.“一带一路”建设将深入到多个区域安全高风险地带。中国周边各国的政治制度、意识形态、发展水平差异很大，且普遍面临经济社会发展的转型压力，甚至出现政局动荡。东盟国家政治转型阵痛加剧，中南半岛“民主化”来势凶猛，“颜色革命”风险巨大，政争不断。中亚地区权威体制虽在延续，但执政根据和社会管理模式遭遇新挑战。由于缺乏政治互信和共同的价值观，合作共赢理念较弱，致使区域内一体化难以有效推进。

　　 “一带一路”还面临“三股势力”、民族冲突、主权争议、极端主义势力以及跨境犯罪等诸多挑战。此外，东向的海上运输安全和西向拟议中的三条路线，即以欧亚大陆桥为主的北线、以石油天然气管道为主的中线、以跨国公路为主的南线也面临重大的安全威胁。

　　3.加强“一带一路”区域贸易投资合作还须克服诸多难题。丝路区域整体发展水平和市场规模较低，高水平经济一体化建设明显滞后。虽然人口众多、距离相近，具有深化彼此之间经济关系的有利条件，但由于经济发展水平差异巨大、地缘政治复杂等原因，缺乏以本地区成员为主、具有广泛代表性的多边自贸安排和有效合作机制，制约了区域内合作的深度和广度。

　　当前，“一带一路”区域国家经贸合作还处于初级阶段。如新欧亚大铁路途经多个国家，轨距不同，换轨操作费时耗力，各国口岸合作机制尚未形成，通行便利化程度不够，物流成本偏高，一些国家的港口设施落后，增加了相互间商品和服务流通的困难程度。

　　构筑以中国为雁首的新雁阵模式，要充分挖掘“一带一路”区域国家经济互补性，建立和健全供应链、产业链和价值链，促进泛亚和亚欧经济一体化

　　创新模式思路

　　1.加强“一带一路”区域协调机制建设。一个有效的方式是与其他国家发展战略有效对接。哈曾提出“哈萨克斯坦-新丝绸之路”倡议，初衷是想把本国建成欧亚大陆的交通枢纽和经济中心，并推动“2050战略”的实施。土耳其也提出“2023高铁战略”，主要核心是以安卡拉为中心联系14个省的高铁网络。中国应与这些国家开展项目合作和战略对接。

　　对合作意愿较强的国家，可共同成立“一带一路”建设合作规划编制小组，签署双边合作备忘录或协议，确定双方合作的领域、项目、投资主体等内容，尽早建设一批取得积极成效的合作典型项目，并对其他沿线国家产生示范效应。

　　需要注意的是，在“一带一路”区域内，已经存在诸多政治经济合作机制。要充分利用并协调好上合组织、金砖国家机制、中国与东盟“10+1”，包括TPP、TTIP、RCEP等机制，全面加强“一带一路”下的双边、区域、多边合作框架，同时加快规则的制定和对接，并尽早参与到未来国际贸易投资新规则的制定之中。

　　2.“一带一路”打造七大战略联盟支点。未来“一带一路”需要做出总体性设计，全面打造七大战略联盟支点。

　　一个有效的方式是与其他国家的发展战略有效对接

　　第一个支点是中国-东盟自贸区。东盟自贸区是中国最早建立的区域合作平台。近期内建设重点是在扩大从东盟进口解决贸易逆差的同时，推进“2 + 7”合作进程，全面提升CAFTA 质量和标准。

　　第二个支点是南亚区域合作联盟。南亚区域合作联盟是世界上重要的区域合作组织。未来要以建设中巴经济走廊和孟中印缅经济走廊为重要节点，辐射南亚地区。特别是中斯（斯里兰卡）自贸区协定在有望明年达成，斯作为南联盟成员和转口贸易中心，将有利于打通中国与南亚联盟的贸易通道，进入南亚市场。

　　第三个支点是海湾合作委员会。海合会是西亚最重要的区域组织，通过海合会辐射西亚地区是理想选择。重点方向是由能源和矿产资源领域合作转向产业链合作，加强双方在新能源、纳米技术等新兴产业合作，与阿联酋合作建设迪拜人民币境外交易中心，推进人民币国际化。

　　第四个支点为南部非洲关税同盟。未来重点方向是深化在贸易与投资领域的合作，争取尽快达成中国在非洲的第一个自贸协议。同时，争取在南非及纳米比亚建设境外经济合作区，加强双边投资及矿业领域合作。

　　第五个支点为欧洲经济与货币联盟。欧盟是世界上最大区域经济组织和经济最发达、规模最大的经济体，是“一带一路”终点。今后与欧盟合作的重点方向是推动中国欧盟投资协定谈判进程，争取尽快启动中欧自贸区谈判，实施以市场为导向的自贸区战略。中欧合作要由贸易向投资和技术研发等重要领域转移，全面深化中欧战略经济伙伴关系。

　　第六大支点为欧亚联盟。欧亚经济联盟是俄罗斯希望通过发展区域（主要是前苏联地区国家间）合作，发掘前苏联共同经济基础的潜能。欧亚联盟与丝绸之路也非二选一，中国对俄主导的欧亚联盟应顺势而为，发展与欧亚大陆的俄罗斯和中亚各方之间的互利合作。着力推进完善包括中国-中亚天然气管道C线、D线，中哈原油管道二期工程等重要能源资源通道建设，加快形成跨欧亚大陆的能源管网体系。

　　第七个支点为太平洋联盟。太平洋联盟是拉美面临太平洋的几个国家组成的经济一体化组织。墨西哥是北美自贸区的重要成员，通过它可以进入北美市场。

　　3.全面提升“一带一路”基础设施水平。中国要通过率先实现互联互通为“一带一路”区域国家提供更多公共产品，帮助沿线国家开展本国和区域间交通、电力、通信等基础设施规划。但互联互通绝不仅仅是铁路、公路、航空、油气管道、电网光纤、电信、互联网等物理上的联通，也需要以完善大通关制度为突破口，通过简化通关、检验检疫等方面手续，降低关税，推进资金流、物流、人流的便利化，促进“软件基础设施”和标准的互联互通。

　　未来逐步形成立足周边、辐射“一带一路”区域、面向全球的高标准自贸区网络，并最终建成“一带一路”自由贸易区（FTA）

　　4.制定高铁 “走出去”发展总体战略。当前，世界主要发达国家高速铁路正在进入新一轮快速发展期，并呈现多强竞争格局。中国已经在轨道技术、车辆装备、移动信号等各方面具备过硬的实力，应建立高铁装备“走出去”统筹协调机制，明确高铁装备“走出去”的战略路径。通过异地投资、兼并重组、合资合作等资本运营手段，实现由产品输出到产品、技术、资本、服务输出的转变。

　　5.积极构建基础设施多元化投融资框架。当前，中国已经成立了亚投行和丝路基金。未来，需要以这两大机构为投融资平台，搭建更加开放的多元化基础设施投融资框架。比如，除了中国已有的投资基金可以为基础设施融资发挥更大作用，也可以发行长期债券或设立各种创新融资工具。尤其是应该动员更多私人部门的资金，积极推进PPP模式，增强基础设施项目对于私人部门投资者的吸引力。多边银行可以进一步推动本币债券的发行和地方债务融资的发展，帮助吸引长期投资者投资于基础设施PPP项目。此外对一些投资金额大的基础设施项目，可以通过国际金融组织中长期贷款、本国政府财政资金、外国ODA、本国企业及金融机构的“联合融资”方式予以推进。

　　6.最终建成“一带一路”自由贸易区（FTA）。目前，中国在建自贸区20个，涉及32个国家和地区。其中，已签署自贸协定12个，涉及20个国家和地区，分别是与东盟、新加坡、巴基斯坦、新西兰、智利、秘鲁、哥斯达黎加、冰岛和瑞士的自贸协定，内地与香港、澳门的更紧密经贸关系安排（CEPA），以及大陆与台湾的海峡两岸经济合作框架协议（ECFA），目前均已实施；正在谈判的自贸协定8个，涉及23个国家，分别是与韩国、海湾合作委员会（GCC）、澳大利亚、斯里兰卡和挪威的自贸协定，中日韩自贸协定、《区域全面经济合作伙伴关系协定》（RCEP），以及打造中国-东盟自贸协定（“10+1”）升级版。未来逐步形成立足周边、辐射“一带一路”区域、面向全球的高标准自贸区网络，并最终建成“一带一路”自由贸易区（FTA）。

　　（作者为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副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