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孙海泳

　　亚投行的功能定位于“亚洲基础设施投资”，而世界银行[微博]和亚洲开发银行是减贫开发，因此亚投行与这两家银行之间是相互补充、相互合作而非竞争替代关系

　　亚投行作为一个旨在推动亚洲的交通、能源、电信等基建领域投资的区域性多边金融机构，其筹建阶段的发展速度之快、涉及国家之多、国际影响之大，堪称21世纪初以来国际经济制度领域的最重要事态，特别是英国、法国、德国和意大利等西方经济强国在2015年3月加入亚投行，使亚投行成为真正具有全球影响的多边金融机构。亚投行的建立不仅将成为改善国际金融体系的重要动力，而且标志着中国在国际金融体系中将具备更加深厚的话语权基础。值得注意的是，在亚投行的筹建进程中，现行国际金融体系的主导国家——美国的立场和态度由反对、抵制、掣肘到无可奈何的口头“欢迎”的变化过程，一方面折射了亚投行已经具备了强大的生命力，另一方面也显示了中美在国际金融议题上加强合作、维持非零和竞争的重要意义。

　　筹建亚投行是对现行国际金融体系的改善

　　相对于历史上的霸权国，美国注重以制度、规则和普遍原则来维护国际秩序，并善于利用根据本国的理念所成立的各类国际组织、国际制度、规范以及规则等来牟取特殊利益，这些制度的运行机制有利于巩固美国的主导地位。美国在国际制度领域的主导地位的基础是其雄厚的国力，但自21世纪初以来，由于以中国为代表的新兴市场国家实力的不断上升，对现行国际金融制度改革的呼声也不断增强。当前，最重要的多边金融机构——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微博]（IMF[微博]）和世界银行的出资份额与表决权状况已逐渐与世界经济格局的状况脱节，但美国为维护其在国际金融制度领域中的主导地位，已经成为IMF等多边金融机构的治理结构改革的最大绊脚石。

　　IMF成员国出资份额的核定大致基于成员国在世界经济中的相对地位。成员国的份额决定了其向IMF出资的最高限额、投票权以及可从IMF获得贷款的限额。现行份额公式是以下变量的加权平均值，即 GDP（权重为50%）、开放度（30%）、经济波动性（15%），以及国际储备（5%）。此处的GDP是通过基于市场汇率计算的GDP（权重为60%）和基于购买力平价（PPP）计算的GDP（权重为40%）的混合变量计算的。这一公式还包括一个“压缩因子”，用以缩小成员国份额计算的离散程度。份额以IMF的记账单位——特别提款权（SDR）计值。成员国在加入IMF时必须全额缴纳份额：25%必须以特别提款权或广泛接受的货币（如美元、欧元、日元或英镑）缴付，其余以成员国本币缴付。IMF理事会定期（通常每隔五年）进行份额总检查。份额总检查解决两个主要问题：总增资规模以及增资在成员国之间的分配。份额的任何变化须经85%的总投票权批准，并且一个成员国的份额未经本国同意不得改变。

　　目前，基于各国的出资份额，美国的投票权占16.75%，实际上对于包括出资份额改革等重大议题具有一票否决权；日本占6.23%，德国占5.81%，英国占4.29%，法国占4.29%；作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中国的投票权仅居第六位，占3.81%；而新兴市场经济体中的俄罗斯的投票权占2.39%，印度占2.34%，仅与欧洲的中等国家荷兰所占的2.08%的投票权比例相近。可见，当前IMF的份额和投票权与国际经济格局的现实情况脱节明显，亟需增加中国等新兴市场经济体增加份额和投票权。

　　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发生后，美国经济一度复苏乏力，而新兴经济体的实力显著上升。2010年12月15日，IMF最高决策机构——理事会曾在完成第14次份额总检查之际，拟定了一揽子改革方案。该方案计划将目前的份额规模从约2385亿特别提款权增加一倍到约4770亿特别提款权（按目前汇率接近7370亿美元）。超过6%的份额将转移到有活力的新兴市场和发展中国家。一旦IMF的改革方案落实，中国的出资份额将升至6.39%，居美国和日本之后，投票权也将升至6%以上；IMF出资份额最大的十个成员国中将有四个是新兴市场和发展中国家；而且最贫穷国家的份额和投票权比重仍将予以维持。由于美国欲继续保持其超过15%表决权的“一票否决”地位，因此企图通过减少欧洲小国的投票权的方式来满足新兴经济体。

　　随着近年来国内经济形势的改善，美国国会屡次反对立法批准IMF份额改革方案。由于美国等发达国家的掣肘，IMF等全球性的多边金融机构的改革几乎陷于停顿状态。即使是在亚洲的区域性多边金融机构——亚洲开发银行中，日本的投票权占15.7%，美国占15.6%，中国仅占6.5%。在这一由日美主导的多边金融机构中，中国的话语权几可忽略，这与中国在东亚地区的大国地位极不相称。因此，鉴于在目前有发达国家主导的多边金融机构中，中国以及新兴市场国家的利益诉求难以得到体现的状况，亚投行的筹建适应了国际经济格局变迁的需要，是对现有国际金融体系的补充和改善。

　　亚投行是地区合作的新动力

　　鉴于亚投行的成员范围、功能定位以及潜在的资金实力，亚投行的筹建不仅有利于提高中国在国际金融体系内的影响力，还在以下三个方面有利于促进亚洲区域合作、提升地区福利。

　　首先，近年来，中国积极推动东亚区域经济合作进程，但由于中日钓鱼岛问题、南海问题、朝鲜半岛问题等极具复杂性的历史遗留和现实问题的阻碍，以及美国因素的干扰、地区合作基础的薄弱等因素的影响，东亚区域合作进程缓慢，这与欧洲、北美等区域的合作进程形成巨大反差。亚投行的筹建乃至未来的运行发展，不仅将为地区发展提供融资支持，还将作为地区合作平台，为地区合作机制的构建和发展创造新的动力。

　　其次，亚投行的筹建背景是“一带一路”战略的实施，西亚、南亚和东南亚等地的发展中国家的基础设施建设水平较为落后，中国牵头筹组亚投行，将为“一带一路”沿线及周边国家改善其基础设施状况提供融资支持，这不仅将为中国等相关国家企业创造巨大商机，而且将有利于通过改善“一带一路”沿线及周边地区的互联互通条件，进而促进沿线及东亚区域的经济合作，强化沿线及区域内的产业分工格局，提升发展收益，促进互利共赢。

　　再次，中国已经积累了约3.8万亿美元的外汇储备，其中约1.2万亿美元投资于美国国债，另有大量资金投资于欧元区和日本等发达国家的政府债券。投资于政府债券资产仅能获得较低的投资收益，且无法切实提升人民币在国际货币格局中的地位。中国筹建亚投行等多边金融机构，有利于提升人民币的国际地位，进一步推动人民币的国际化进程，进而有助于维护区域金融稳定和推动区域经济一体化进程。此外，对英国等欧洲国家而言，其加入亚投行的成本较低、风险较小，但可获得相对可观的投资和话语权收益。正因加入亚投行有利于提升本国利益，一向唯美国马首是瞻的英国在欧洲大国中率先申请成为亚投行的意向创始会员国，而法、德、意三国亦紧随其后成为亚投行的意向创始会员国。

　　霸权思维导致美国陷入窘境

　　自亚投行的筹建进程启动以来，美国出于传统的霸权思维，将中国以及中国倡议建立的亚投行视为美国的全球金融霸权的挑战者。为此，美国政府对亚投行曾公开反对、抵制，其后又向其传统盟友等相关国家进行游说和施压，以阻止这些国家加入亚投行，在英国等欧洲大国成为亚投行的意向创始会员国之后，美国政府颇为尴尬，又无可奈何地对亚投行的作用表示“欢迎”，当然美国政府仍以贷款规则、公平竞争及环境标准等方面的透明度与有效性为借口，指责亚投行可能违反“国际规则”。其实，美国心目中最大的“国际规则”就是美国在现存国际金融体系中的主导地位不容挑战。正因美国在国际金融体系改革过程中秉持狭隘的利己思维和霸权心态，才导致亚投行等新兴多边金融机构的诞生。

　　目前，美国已经不可能成为亚投行的创始会员国，而且在短期内美国都难以加入亚投行。首先，随着中国国力的稳步上升，美国对于“权力转移”的警惕与日俱增。2014年5月，奥巴马总统曾在西点军校毕业典礼上演讲时表示，在未来100年内，美国还要继续领导世界。由于亚投行是由中国发起和主推的多边金融机构，代表着新兴国家在国际金融体系的崛起。在奥巴马的演讲尚余音绕梁之际，美国政府若决定加入中国主推的多边金融机构，显然无法对国内交代美国如何领导剩余的99年。其次，美国是二战后国际金融秩序的建立者与受益者，对IMF与世界银行具有支配性影响，并对亚开行也具有重要影响力。美国担心其一旦加入亚投行，可能会使上述多边金融机构在亚洲面临边缘化的风险。再次，多边金融机构治理中的核心问题是出资额度和投票权问题，一般以经济权重来衡量各国的出资额度和表决权比例。亚投行拟议中的投票权分成两个部分：一是亚洲地区国家占有投票权的75%，二是非亚洲国家占有投票权的25%。如按照这一规则，即使美国加入亚投行，美国也无法对中国的投票权产生实质性影响和对这一金融机构发挥主导作用，而只会稀释已经成为意向创始会员国的英、德、法、意等区域外国家的投票权。这一效应会使先期加入亚投行的欧洲国家对美国加入亚投行持消极态度。此外，美国若要加入亚投行需获国会批准，但在目前共和党掌握国会两院的形势下，即使奥巴马政府有意加入亚投行，也会面临国会共和党对华强硬派的掣肘。

　　亚投行与中美的非零和竞争

　　当前，中国周边的诸多发展中国家由于国内状况的复杂性等因素的影响，其吸引外资的能力较弱。这些发展中国家在国内投资方面存在巨大的资金缺口。据东盟和亚洲开发银行（ADB）于2011年进行的测算，每年东盟地区的投资缺口达到资金需求量的一半，约为500亿美元。其中相当大的部分是基础设施建设资金缺口。这一资金需求单靠亚洲开发银行甚至世界银行都难以解决。2014年，世界银行向东南亚地区提供贷款仅为105亿美元，亚洲开发银行向整个东亚地区提供了130亿美元贷款。这与亚洲开发银行所测算的地区投资需求差距甚远，而在这些贷款中，用于互联互通工程项目的资金仅占很少部分。

　　亚投行将为亚洲地区的基础设施建设提供有效的融资支持，对美国而言，亚洲基础设施的发展，特别是国家间互联互通条件的完善，对于美国的亚洲政策实际上能发挥重要的支撑作用。自2009年以来，美国高调推动涉及众多亚太国家的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议（TPP）谈判。TPP是美国在传统的WTO[微博]框架之外，推动自由贸易的新途径。TPP也高度依赖地区互联互通条件的改善，以提升贸易规模、降低贸易成本，从而实现更大的贸易受益。但目前在国内基础设施建设方面，东南亚有五个TPP成员国或潜在成员国的资金需求与缺口较大，如根据亚洲开发银行的统计：在21世纪的第二个10年中，在基础设施建设方面，印度尼西亚需要投资409亿美元，马来西亚为188亿美元，菲律宾为127亿美元，越南为109亿美元，老挝约为10亿美元，这些国家之间互联互通方面的投资缺口约为228亿美元。亚洲开发银行的建立有利于汇聚相关国家和私人投资者的资金，改善亚洲地区的交通设施等基础设施条件，进而有利于促进地区贸易和产业分工的发展，对于TPP等区域贸易与投资框架而言，这也是重要的辅助条件。即使美国暂不加入亚投行，亚投行的这一积极作用，也可使美国的亚洲战略获益。此外，虽然亚投行的筹建不可避免地对于美国主导的世界银行等政府间金融机构的影响力产生一定冲击，但亚投行的拟议规模与IMF等金融机构相距甚远，根本就不是一个量级。而且亚投行的功能定位于“亚洲基础设施投资”，而世界银行和亚洲开发银行是减贫开发，因此，亚投行与这两家银行之间是相互补充、相互合作而非竞争替代关系。目前，世界银行等国际金融机构已纷纷表示将和亚投行开展协作。

　　当前，美国批评、质疑亚投行已属无益之举，美国应积极改善IMF、世界银行和亚洲开发银行等国际多边金融机构的治理结构和运行效能，以适应全球经济可持续发展的需要。随着亚投行的建立和运行,美国等目前对亚投行抵制、观望的国家自然会主动寻求分羹亚投行。届时，亚投行在国际金融体系中的地位将更加巩固，其影响和效能亦将得到更为广泛的认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