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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能否多几个绿地

http://www.sina.com.cn  2012年07月20日 19:15  上海国资

  文‖上海国资记者 孙玉敏

  好的机制各种所有制企业都可以用,也应该成为各种所有制企业的好东西

  对上海国企而言,绿地最值得借鉴的,可能除了机制还是机制。

  梳理绿地“国有体制、市场机制”形成的全过程,很快就会发现这一事实。

  具体而言,绿地的市场机制主要包括两部分,一是考核激励体系,二是职工持股会。二者相互作用,相互支撑,形成了绿地发展的核心动力。

  考核激励始末

  1992年绿地成立之初,从体制内走出的张玉良就决定探索一种全新的机制。一位领导鼓励他彻底去搞,而且送了他三条“锦囊妙计”:1、新机制;2、企业管理六亲不认;3、打破大锅饭。

  多年过去了,张玉良仍对这番话深有感触:“所谓新机制,就是所有人员不要受什么上海人、外地人,什么干部、工人的划分限制,我们当时招聘的时候就全破掉了。至于大锅饭,当时国有企业都有明确的工资体系标准,什么样的级别拿什么收入,就是你这个企业到底是局级的,还是处级的,都要劳动局审批,我们也都破除了。”

  1992年8月,绿地制订了《关于采用基础、岗位、业绩结构工资的分配办法》,规定“基础工资和岗位工资、业绩工资各占职工总收入的1/3”,“体现以贡献得报酬的精神”。

  9月又制订了分公司工效挂钩办法:完成年利润指标的公司收入,按总公司一般人员增资、津贴、奖金发放;未完成基础利润指标的,按公司一般人员收入的70%发放。

  张玉良还在企业内部引入竞争机制。据绿地档案记载,1993年,绿地给27人次的有功人员升职加薪,其中记功5人,表扬19人;降职降薪12人,辞退和调离职工11人。

  最初的这些尝试,构成了绿地后来考核激励体系的基础。核心是唯业绩说话。

  今天看来,这些东西并不出奇,但在全民所有制的大锅饭年代,其蕴含的市场意识却足以让企业和职工满怀向前奔跑的动力。

  唯业绩说话

  由于唯业绩考核,激励很自然地变得向一线倾斜。在绿地,事业部总经理的薪水高于副总裁,副总裁的薪水又高于董事长张玉良。

  企业上下左右的关系变得简单了。一位绿地高管说,“不少国企很容易领导班子不团结,领导之间精力都放在内耗上,造成每一个分管条线下的部门和员工都非常难受,最后坏的还是企业利益。在绿地,只要是工作上的事情,都可以跨部门去办,领导之间没有忌讳。”

  这在企业自然形成了你追我赶的氛围。

  一位事业部总经理新到绿地。第一年业绩完成情况不错,考核分数也偏高;第二年业绩又增长了百分之二三十,他预估认为分数应该更高,但考核结果是分数反而下降了。他一直想不通是何原因,直到负责考核的人提醒他:你的业绩提升了,但其他人的业绩提升得更多,你的相对位置就降低了。

  绿地就是这样用考核的鞭子,赶着大家不断向前奔跑,并获得了每年整体销售收入递增百分之四五十的张力。

  职工持股会“芯片”

  如果说考核激励体系是“鞭子”,职工持股会可算是绿地的动力“芯片”。

  “大型国有企业的激励不够,制约也不够,当年的职工持股会比较好地解决了这两方面的问题。”张玉良说。

  绿地的职工持股会成立于1996年。先后经历了没人愿意买,干部带头买;设置上限,员工自愿;只有骨干能买这三个阶段。其突出特点,是实行“内部有偿转让”。

  每年1月、4月、7月和10月的18日,绿地有4次内部股权交易。交易前一个星期,职工持股会便将主要的经营数据以书面形式发给各个单位。当天傍晚5点下班之后,交易开始,大家会聚集在总部食堂里,按照集合竞价的原则进行股票买卖。

  绿地规定,离开企业的人员,必须在一年内按同期的价格出让其所有股份,重新进入流通。

  张玉良说:“实行内部交易是因为当时遇到了两个问题,一是员工走了怎么办,二是人才进来怎么办?所以我们搞了一套游戏规则,完全是公开化、透明化的,方法跟股票交易所一模一样,买进的人和卖出的人当场对价,后来这个制度不断完善,使绿地更好地实现了市场化。”

  谁决策谁担责

  激励考核体系和职工持股会相互作用,又使绿地自然形成了“谁决策谁担责”的发展机制。

  在大部分国企中,事务的决策权往往隐藏在集体决策之下,一个事情需要交给总裁会议或者董事会讨论,再集体决策,有时候还需要送交上级部门审批。在这种方式下,最终承担责任的是集体。

  这样的集体负责,往往手续复杂、不易快速决策,还容易出现随大流现象,出了事情集体负责就意味着没人负责。

  在绿地,这样的情况绝不允许发生,每一件事情都必须落实到人头,由一个特定的人负责决策、并承担责任。以副总裁为例,绿地每一个副总裁都有自己具体负责的领域,在领域内拥有独立的决策权,张玉良和董事会原则上不加干涉。

  绿地的中层以上员工早已习惯了这样的管理方式。出现事情后,总会在第一时间根据情况作出决策,只是在事态控制住之后,才会根据其发生程度通报和反映。

  从某种意义而言,权责对等是一种相互逼迫,其结果就会使企业形成持续发展的动力。

  在目前国企改革日渐深入的大背景下,做到上述几点,显然不是太难。真正难的,是企业是否有勇气和动力拿来用。而一旦真正行动,上海再多几个“绿地”并非全无可能。

  “好的机制各种所有制企业都可以用,也应该成为各种所有制企业的好东西。”上汽董事长胡茂元如是评说

  诚哉斯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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