帝国的出路

　　撤回台湾，将园区做小、分拆，看似因“跳楼”事件而起，实际却非郭台铭心血来潮。

　　李金明告诉本刊，三年前，富士康就已确定深圳基地要转型成一个研发中心，只保留以科技含量高为主的少量产品。“我觉得一个园区基本上不超过十万人，是个比较理想的数字。”

　　这也符合深圳市的规划。2005年，深圳提出土地、能源、劳动力、城市容量“四个难以为继”的担忧，自此开始了一系列“腾笼换鸟”式的产业置换。

　　2008年经济不景气，富士康分割产业园的计划暂时停顿。不过，将规模“缩小”，比做大难度更高，技术骨干和管理骨干大部分已在深圳扎根，不愿意搬迁到内陆，再者员工也不可能一下子几万人都搬出去，否则配套跟不上。另外，也不是富士康想搬就搬，还要争取客户同意。富士康深圳园区生产流程相当紧凑，如果搬迁，就涉及客户产品的分割，而且过去都是富士康跟着客户搬，如果倒置过来，需要一些说服工作。

　　富士康四处开花式布局令内部人士感到担忧。当前除了深圳、昆山、北京、太原、晋城、烟台、上海松江等已投产园区外，武汉、成都、重庆、廊坊、淮安、营口、秦皇岛、南京等产业园都在建设中，有的边建设边生产，还有一些基地已经列入规划。一些反馈到集团的建议是，是不是应该取缔一些未来不具潜力的初建、待建方案，回笼资金，收缩战线？

　　同时，目前一个园区有多个事业群的现象，各事业群的事业处、配套服务据点分散在各地，管理方面常感鞭长莫及。而且，集团各事业群之间存在产品线重叠问题，如PC产品，几个园区内均有系统组装厂，这样也造成设备重复投资。

　　富士康每到一处，必受地方政府隆重欢迎，据说为吸引富士康，2005年武汉方面成立了“富士康工作班”，并要求所有专班成员必须做到“郭台铭语录人手一册，郭台铭传记深入研读，富士康公司现状与发展规划熟烂于心”。然而，郭台铭也不是每个棋子都放得恰到好处。“尽管老板脑子里每个点都有它的标准，可对一个企业来说，战线拉得太长了。”一位主管直率地说，他觉得有些布局就有问题，比如廊坊，孤零零一个厂，理论上与索爱很接近，但其实有些牵强；武汉园区也有类似问题。既然如此，为什么富士康还在到处建？“主要靠老板个人在推，这是比较辛苦的。”

　　可以梳理出的富士康布局逻辑是，它并不一定选择进入成本最低的区域，而是选择薪资水平明显偏低、又能获得地方政府充分支持的区域。不过，偏远园区人力招募也开始遇到困难，这次大幅加薪后，各园区之间的薪资差距正在缩小，“搬家”战术是否能持续，或者是否能继续在大陆持续，或许郭台铭也在思索。

　　另一个现实问题是，本来有望接班的弟弟郭台成三年前离世，由此，接班人的问题再度浮现—郭台铭将如何培养接班人，传承公司基因？这将是漫长的接班，甚至可能会贯穿郭未来的“黄金十年”，而最终结果也可能是鸿海由帝国大一统，变为“诸侯自治”。

　　郭台铭曾在公司尾牙聚会上与弟弟共舞龙头，亦令人猜测比他小十岁的弟弟最有可能成为接班人。为栽培郭台成，郭台铭可谓用心良苦，富士康内部人士透露，早期郭台成辛苦搭建的生产资源，其它事业群负责人只要提出来，郭台铭一句话就让弟弟让出来，再白手起家重新开始。

　　而郭台成病逝后，是否还有人能以一肩之力挑起鸿海的十二大事业群，是个巨大问号。

　　为此，郭台铭有时会对李金明半开玩笑半批评地说：“你不能这样子。”意思是每个高管都要找自己的接班人，在高管退休时能顶上来。李同样半开玩笑地回答：“董事长你也不能这样子。”意指郭也应加快自己的接班人计划。

　　鸿海各事业部负责人几乎每人都管理千亿资产，数万员工，权重功高，不易驾驭。每个人距离权力中心的位置，又时远时近，经常变换。如前富士康国际首席运营官戴丰树，原在日本丰田汽车工作，郭名铭和秘书近半年时间几乎每晚都给戴打电话，终于把他挖过来。但2009年戴调至韩国，对外说是去和韩国人抢手机订单，可韩国、日本手机订单行业内都知道是最难啃的，戴等于挂了个空职。

　　有人曾将鸿海高管分为四类，戴正吴、徐牧基、卢松青、游象富等旧部，程天纵、蒋浩良、吕芳铭等前外企高管，简宜彬、锺依文等内部培养的新秀，以及李光陆、黄震智、刘灯桂等因并购等吸收的空降兵。谁能成为继位者？无人知晓。

　　鸿海的权力体系与挂在外面的组织结构图大不相同，其错综复杂，内部人也未必知晓其中奥妙。一样的头衔，权力很可能相差甚远，也有人头衔不高，实权却在同级之上。

　　这从财务授权上可见端倪，每个主管有多大的签字权，不是因职位定，而是依据郭台铭对这个人的主观判断，同一级主管，有的可能无限额，有的可能只有5000万台币。“有的主管风格比较保守，他送上去的案子，郭先生几乎闭着眼睛就签了。他觉得这么保守的人，做判断之前肯定已经仔细权衡。”一位高管透露说。

　　郭的驭人术之一就是内部竞争，仅手机机壳模具厂内部就有多家，相互之间比拼成本与效率。每到年底公布成绩前，没几个事业部负责人敢把心放到肚子里。每隔三年，鸿海内部就会进行一次组织变革，事业部之间会合并、分解，以组织再造保持活力。

　　郭很喜欢一首歌名为《你侬我侬》的老歌，在一次干部激励大会上，他曾哼起歌词，“将咱两个，一起打破，再将你我，用水调和，重新再做……”并说，这就是自己要求的组织整并效果。

　　他将接班视为一项系统工程，并不是仅选几个人了事，整个管理体系都要为此做好准备，打出对联“出将入相，争权夺利”，发布所谓的“擢才拓疆求贤令”，摆出一副打一场人才大战的架势。

　　花旗环球前董事总经理杨应超有“唯一看懂鸿海的分析师”之称，他认为，“后郭台铭时代”，郭其实也是在和时间赛跑。要跑赢时间，他主要的挑战是：退休之前决定未来代工产业如何布局，以及能否在代工之外再走出一条路。

　　显然，郭不会离开最具优势的代工领域。但在代工领域，想继续保持30%的增长并非易事。

　　郭台铭与广达电子董事长林百里有着20年情谊。广达也是鸿海笔记本电脑连接器的最大客户，双方曾有口头承诺：互不进入对方的领域。不过随着台式机出货量衰退，2009年郭台铭终于把筷子伸到广达所精专的笔记本电脑领域，从林百里手中挖人、抢单。尽管这也是出于客户的要求，二人因此甚至几乎断交。

　　郭还豪赌上游面板产业。2010年3月，只用两周不到就收购台湾面板业三甲中的奇美，与旗下与群创光电、统宝光电合并组建新奇美，一举超越宏旗下的友达光电，成为全球第三大面板商。

　　友达光电全球业务执行副总经理彭双浪对《中国企业家》分析称，近年鸿海成长动能已经降低了，需要找新增长点，而代工中新增长点只有两块是郭过去一直没做的，一是刚进入的笔记本电脑，一是电视机，两者都需要面板支持，所以郭才不惜买下负债率很高的奇美。

　　金融危机后，台湾电子制造业之间的竞争日趋激烈，“本来经过几轮洗牌，大家都各据一方，具备世界级规模，谁打谁也不容易。可现在大家都要寻找新增长点，像台积电最近也要做LED，未来大家可能再次撞到一起，难免踩了别人的脚。”明基董事长李耀对《中国企业家》表示。他过去在台湾虽有“防鸿总司令”之称，但实际与郭台铭并无直接竞争，如今算是名副其实了。

　　寻找代工之外的路，郭台铭已思考多年，只是如今随着竞争态势变化更具迫切性。富士康产品过去100%外销，郭在内部讲话中称，从去年开始，每个单位营收至少要有三成来自大陆。他要抓住大陆拓内需、扩消费的趋势，除代工之外，也有意进入销售通路。

　　2009年富士康高调推出了“万马奔腾”计划，号称要征召并训练一万名员工，让他们回乡开数码专卖店，并可以占有店面一定股份，“我们不做品牌，只卖客户的产品，中间没有库存，都是帮客户直接出货。”郭台铭信心满满，“万家店成立后，集团会将它们整合在一起上市。”

　　郭在通路上的规划是“虚实并用”，另一项目为“飞虎乐购”。这是一个B2C电子商务网站，在龙华园区内开设有体验店。“老虎如果装上了翅膀，可以满世界飞，早上在东北吃人参，中午到上海吃人(上海人油水比较多)。”郭台铭在员工集体大会上戏说。

　　外界传说富士康将借此挑战国美、苏宁，甚至淘宝，其实仅是想象。据本刊了解，富士康在通路上的操作路径尚不清晰。郭所说的“一万家店”，激励员工的成分更高，实际运作可能是另外一回事。

　　“富士康谈服务不是一年两年，至少十年了，可没有这样的思路和人才。做制造是精打细算地省钱，做服务是大把大把花钱，完全不一样。”接近郭的一位投资者告诉本刊。与成熟渠道商不同，鸿海在产业链上处于被动位置，且很有可能与客户现有渠道冲突。

　　带动这个巨无霸转舵的，最终可能仍是制造。李金明曾听郭台铭谈起，退休后他很想做“工业银行”，这与一般的投资银行不一样，“郭先生希望与懂技术的人合作，别人专门研究技术的商业化，其它的事情他帮你搞定，要钱他投资，要管工厂他派人进来帮你管。”

　　对工厂的管理，正是郭所擅长的，集团内部还有一个“工业麦当劳计划”。该计划又名为“铁牧真”，以郭的偶像铁木真和操作此项目的总经理徐牧基的名字合二为一。意指工厂建设的微型化、标准化、移动化与网络化。徐牧基打算在龙华园C8空地建立第一个帐篷基地，以集装箱为模块，只要7天就能把工厂从一个地方搬到另一个地方。“总裁的这个构想就是希望我们所有的技术、设备、工厂都能够像蒙古军队一样，哪里有牧场就向哪里跑。”

　　在既有产品线，郭台铭不会打品牌，他或许会寻找一个新领域切入。像3G、软件、通路、低碳、生物科技、新材料、新能源，这些最“潮”的产业，郭台铭说“都在加快布局”。他还特别强调要成为“三屏一云”(电脑屏+手机屏+电视屏+云计算)产业趋势的推动者。在山西老家，他打算建一座富士康影视城，并准备成立一个电影基金，“资助有才华的影视界新人”，考虑到投资的钱可能一去不回，干脆取名为“神风特工队”基金。

　　要猜测郭台铭率领蒙古大军将会打到哪里，比猜测它不会打到哪里更难。李耀谈到宏的战略规划时，意有所指地说，“至少不会去投资高尔夫球场”。2010年2月传出的消息是，郭台铭打算以超过十亿人民币之巨买下台北的一个高尔夫球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