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识产权攻防战

　　知识产权攻防战

　　正泰的知识产权意识是在被施耐德对它的屡次起诉过程中“教育”出来的。施耐德恐怕没有想到，这个“学生”领悟力如此之强，以至于现学现卖，一把就把“老师”告倒下去

　　在南存辉看来，施耐德对包括正泰在内的中国竞争者主要是施以两样武器：合资不成则诉讼，以后者促成前者。

　　1994年，施耐德的谈判代表在正泰看到了一个样品，认为它仿制施耐德的产品，因此在1995年起诉正泰。南存辉说，创业初期，没有先进的制造能力，工艺、设备、团队都欠缺，知识产权意识非常淡薄。“施耐德的起诉对我们是非常深刻的教育，我们才知道知识产权是受保护要尊重的。”

　　柳市商会秘书长陈建国说，柳市最早的产品使用的都是国内统一设计，后来国内大量引进设备，但是没有相配套的配件生产，柳市的企业就开始代理国外的低压电器产品。“过了一段时间，我们就开始做它这个产品。比如小型断路器C45是法国梅兰日兰的产品，我们的型号叫DZ47。我们把里面的东西改一改，然后申请专利和型号。这没有什么合理不合理，国家允许。”

　　第一次诉讼以和解结束。1998年，与施耐德第二次谈判开始时，南存辉开玩笑问：“这次谈不成还告不告？”对方答“不会”。但施耐德次年又起诉了正泰。

　　2004年，第三次谈判前，施耐德起诉正泰(包括欧洲)的一些官司尚未了结，正泰希望施耐德先中止诉讼再谈判，“施耐德说谈归谈，打归打。”(南存辉语)

　　这次谈判中，施耐德的谈判代表是时任施耐德集团首席运营官的赵国华。在巴黎施耐德总部，南存辉对赵国华说：“你们施耐德很奇怪，是钱多呢还是法国文化就是这样，动不动就告人家？我们中国人认为打官司很难看。”据南说，赵不置可否。

　　“在施耐德，法律工作和商业谈判分属不同的部门，各行其是。我们不只是和正泰谈判、打官司，我们也在和其他竞争对手谈判、打官司，所以必须分开，二者之间没有任何逻辑关系。”施耐德中国区总裁杜华君对《中国企业家》说。

　　但2005年，施耐德又在欧洲各国对正泰提起15项侵权诉讼。正泰集团董事副总裁、法律总监徐志武对《中国企业家》说，这些诉讼大多是以侵权为由向法院申请对正泰产品的临时禁令，“目的就是禁止我们的产品进入欧洲市场。几年下来，就算我们最终赢了，但已经丧失了进入市场的最好时机。这个损失是难以估量的。”

　　与正泰的谈判破裂后，施耐德开始寻求与德力西的合作。那位与胡成中关系密切者称，此前，德力西曾在法国展销，施耐德指控其100多个产品侵权，要求赔偿1亿欧元，后通过政府协调，施耐德撤诉。

　　在被施耐德的知识产权大棒穷追猛打了12年后，正泰开始反击，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

　　2006年8月，就在德力西与施耐德的合资传闻正盛之际，正泰以专利侵权为由提起对施耐德的诉讼。徐志武说，诉讼本身并非针对这起合资，正泰2005年就掌握了施耐德侵权的证据，但是考虑到舆论普遍认为跨国公司技术力量强大，不会侵犯中国企业的知识产权，正泰谨慎地做了大量准备，包括到国家知识产权局做了两次检索，确认专利有效。同时，应对施耐德在欧洲的起诉也花费了大量精力，因此，起诉时间才延迟了一年多。

　　2007年10月，施耐德与德力西的合资案获得中国商务部批准。而此前20天，温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做出一审判决，施耐德专利侵权成立，赔偿正泰3.3亿元人民币。

　　“如果维持了温州市中级人民法院的判决，中国的整体知识产权环境将受到影响。因为这将导致更多的‘垃圾专利’持有者向真正的领先技术发明者索要巨额赔偿。这将减缓向中国进行技术转让的总体速度，限制中国企业的新技术创新和开发……”

　　与正泰的官司一审败诉后，施耐德发布了措词严厉的声明。李缮作为被告公司施耐德电气低压(天津)有限公司的董事长，感到“很委屈”。他说，C65断路器技术是他代表中方与施耐德谈判4年(1999年)才引进合资公司的，并且这项技术于1996年在法国获得了专利。“C60本来就是施耐德发明的，正泰在中国抢注了这个型号，所以我们才改叫C65。”

　　“施耐德拿不出来1997年(1997年11月11日，正泰提出了实用新型专利申请)前在中国销售C60的证据。他们在法国注册的专利跟我们所说的产品也不一样，完全两回事。”徐志武对《中国企业家》说。“作为一家跨国公司，知识产权方面的意识和力量比中国民营企业强得多，既然是你的发明，你应该1997年就起诉我。在我们告你以后，你才想到这个技术是你的，这不合逻辑。”

　　“一个专利里面有非常多的专利点，不可能逐一进行描述。”李缮解释说。实用新型专利的授予不像发明专利需要经过实质审查程序，在施耐德看来，正泰注册的是施耐德未曾进行专利描述的一个点。

　　“它连续告我们20多次，我们告它一次就受不了了？”南存辉看上去有点儿幸灾乐祸。

　　其实，这并不是施耐德在中国第一次败诉。《中国企业家》在柳市找到了另一位与施耐德打过官司并获胜的企业家潘教武。

　　1996年，潘的年销售额只有几百万元的柳市沪川继电器厂被施耐德指控侵权。与潘教武一起成为被告的，还有浙江中策等十余家公司。他们被指控在同一款小型继电器上侵犯了施耐德三项外观设计专利和一项发明专利。其时，潘的沪川继电器厂是组建未久的德力西集团的供应商，因此，德力西也在被告之列。

　　“我们确实是仿人家的。”一位于柳市低压电器行业极为熟悉的人士对《中国企业家》说。接受采访时，他的办公室里就放着一个已经拆开的施耐德的大型开关。

　　官司看起来必输无疑，后果就是施耐德在起诉状中所要求的，立即停止侵权，销毁模具和侵权产品，赔偿2万美元，并公开道歉。

　　潘教武与胡成中商量，决定丢车保帅，由沪川继电器厂全力承担诉讼。尽管迫不得已，潘教武仍然不甘心：自己基本上只生产这一产品，败诉意味着沪川厂就此倒闭。“施耐德不要钱，”那位人士说，“它就是要你关门。赔款都给律师，另外还有酬金。”

　　潘教武拿着起诉书睡不着觉。他终于发现了自己的第一条生路，三项外观专利中有一项，施耐德并没有申请专利。接着，潘教武请教了一位从专利复审委员会退休的朋友，得到如下教诲：可以通过申请对方专利无效取得诉讼中止，但关键是要找到证据，能够证明对方在中国申请专利前已经销售过该产品，对方专利将因此丧失新颖性而自动废止。

　　第一个被告在杭州中级人民法院庭审时“投降”了。潘曾劝说该被告跟自己一起申请专利无效，“他们不肯，害怕，认输了。”轮到潘上场了。他首先宣布自己的发现，让原告吃了一惊：的确有一项外观专利未曾注册。接下来，潘教武反诉对方专利无效，请求暂停诉讼。潘的请求未获批准。1997年8月，杭州中级法院判决侵权成立。潘上诉到浙江省高院，如愿以偿。

　　潘开始了长达5年的奔波。他希望能够找到施耐德在其专利申请日(1988年11月10日)之前的该产品的销售发票。1999年，他在成都得到了一张施耐德于1988年6月开出的发票。潘再次受到了打击。该专利在法国注册的日期早于中国，施耐德因此享有半年的优先权。潘教武毅力惊人，距法庭再次开庭还有10天的时候，他在甘肃找到了两张施耐德开于1988年4月的发票。

　　潘的官司打赢了，在他之后的被告们得救了。潘的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柳市同行也曾被施耐德起诉侵权，过程与潘也大致相仿。

　　“就是瞎搞，”这位不愿透露姓名的人对《中国企业家》说，“拖时间，再拖一年，他的专利就过了保护期，我的市场也形成了。万一不行就关门，重新办一个。外国人也是被我们搞得……”尽管钻了施耐德的空子，但他已经不觉得理亏。“开始确实感觉理亏，但是官司打赢了，我就趾高气扬。”

　　“专利并不可怕。”这位不愿透露姓名者继续总结道，“知识产权这个东西，各有各的思维。我是初级阶段，也在不断改进啊，改得避开你不就行了吗？互相发展嘛，不然就会受到国内一些企业尤其像我这样的抵抗。没什么不对的，竞争就是这么残酷啊。”

　　“施耐德不了解中国，”他说，“但是我佩服它，官司一输了，就不会再跟你缠。他们的高层到中国来，包括赵国华，非要见我，跟我握手，他们不会记前仇。”

　　他对正泰诉施耐德一审胜诉也有自己的看法。“正泰不一定能赢到什么地方。一审法官这么认定，第一是正泰毕竟申请了专利，第二是正泰的影响力大。实际上，我们心里明白，客观讲，毕竟你是仿它的，我们只是拿过来动了一下。”

　　另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柳市企业家对《中国企业家》说：“在柳市，正泰的法律意识是比较强的，这方面做得很好。这个技术显然是你施耐德创造的，但是你不可能方方面面每一个点都去注册，我拿一个点来做做有什么关系？这就是游戏规则。我肯定是站在正泰的立场上，民族工业嘛，就像兄弟一样的，在家里的时候不好讲，外面人过来，我们就要捆绑在一起。我们温州人在世界每一个角落都那么强大，就是因为一人有事，八方支援。这个事情(正泰起诉施耐德)是好事，我们高兴。”

　　南存辉显然不能接受这两位的说法。“国家知识产权局调查了8个月，证明我们的专利有效。它(施耐德)又把国家知识产权局告上法庭。它说自己有道理，在法国呢？也输了。跨国公司认为强就可以凌弱、大就可以压小，一次又一次打压。”他同时举例说，正泰1998年在中国注册了CHNT商标，由于没有国际化经验，甫一公告，施耐德就在法国、德国、巴西等十几个国家抢注了SCHNT商标。1998年，施耐德和正泰正在进行第二次谈判，南问：“为什么抢注我们的商标？”对方答：“我们的商标就是这么拼的。”

　　“中国的企业要树立自信，”南存辉说，“不要迷信大公司，它们也是从小企业起来的。没有一家大公司不被人告，也没有一家不告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