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存辉不做宗庆后 称政府应看清施耐德并购

　　十三年来，一家民营企业在跨国公司压力下的“非合资成长”

　　文/本刊记者 刘建强 编辑/李岷

　　作为低压电器的全球老大，法国企业施耐德惯在全球各地施以并购。同样，合资、收购，贯穿于它在中国20年的历史。法国企业看上去不像美国企业那么高调、富有进攻性，但其商业野心自潜藏在柔和、低调的风格中(想想达能)。此前，低压电器国有企业的羸弱，令它在中国市场上的拓张势如破竹，故能以较低成本整合产业资源，从天津杀到上海，从广东杀到陕西，攻无不克。而当它欲攻克中国低压电器的生产重镇温州柳市时，它发现自己棋逢对手。

　　正泰和德力西的诞生地温州柳市，有5000多家低压电器生产厂家，生产的东西一样，价格一个比一个低。多年来，正泰和德力西兄弟阋于墙，外敌来了，没能一起御其侮。法国公司施耐德在寻求和柳市老大正泰合资而不得后，转向老二德力西，成立了股权50:50的合资公司。

　　正泰创始人南存辉自己挺了十几年，希望政府在审批该起合资案关键时候帮一把，没能如愿。但令他扬眉吐气的是，几乎在施耐德与德力西合资同时，正泰成功地以“知识产权”为武器告倒了施耐德，法院判定施耐德赔偿正泰3.3亿元人民币。

　　施耐德开始发现，正泰这个昔日的小不点变得越来越不好对付，它不但在迅速长大(已成长为亚洲第一)，有益发坚定的自主品牌梦想，而且还学会了用知识产权打官司。这跟施耐德此前在中国遇到的所有对手都不同。

　　2007年，达能和娃哈哈之争在中国乃至全球商界都闹得沸沸扬扬。西方主流商业媒体解读为，这个恶性事件再次暴露出火红的中国市场之下蕴含莫明的投资风险，跨国公司一不小心就会吃不了兜着走；而中国国内，企业界相当一部分人士对宗庆后高举民族大旗的做法一面是同情，一面也是遗憾，很难说彻底赞同。

　　南存辉是个精明的人。他或许内心里有与宗庆后同样的呐喊，但他很快意识到，“民族”这个词已被透支使用，有可能伤人及己。当施耐德与德力西的合作已成事实，他适时收敛了自己的愤怒。他平静的表述是，“最重要的是政府要看清楚。我们作为企业，只能以善意的、正面的、平静的心态去看待这个过程。少一些责备，多一些谅解。”

　　欢迎来到在商言商的世界。施耐德一边跟正泰谈合资，一边举着知识产权大棒起诉正泰的做法曾经让南存辉非常不解，但他今天也学会一边巧妙地以法律手段反击施耐德，一边宽容大度地说，“胡成中不是吴三桂。”南存辉是温州企业家的典型代表：起点低，但灵活应变，学习能力极强。他非常清楚，随着施耐德这个庞然大物开始向低端发力，正泰等温州企业惯常的低端低价路线很快会难以为继，除了加强知识产权保护与建设，正泰还必须寻求产业的转型与升级——这是比痛斥跨国公司狼子野心更有效率、也更理性的道路。

　　事实上，中国本土企业这种意识与行动的转型与升级，才是施耐德、达能等等跨国企业所真正面临的投资“风险”，而不是某些西方人成见中中国企业总是藐视规则、撕毁合同那一套。这才将是施耐德们真正难啃的骨头。

　　要不要控股权？

　　施耐德自称不会百分百“吃掉”合资企业，但是毫无疑问它迟早要求控股。这一点，在施耐德以往与中国国有企业的合资史中，施耐德攻无不克。但这恰恰是南存辉的底线

　　南存辉的强硬可能是施耐德在中国所仅见。施耐德和德力西的谈判有些眉目的时候，南存辉开始披露施耐德从1994年到2004年跟正泰的三次谈判内容。“这是我的责任。我是行业协会副会长，这些事情我亲身经历过，比谁都清楚，要向政府部门汇报好，向大家交待好。”采访中，南存辉言必称政府，有中国特色。“结果怎么样对我不重要了，我尽到了自己的责任。”

　　1994年，正泰集团成立不久，进入中国才两年的施耐德就来到柳市，要求收购正泰80%的股份(施耐德自称进入中国20年，实际是15年。施耐德1992年并购了梅兰日兰，后者1987年在天津成立合资企业)。1994年时正泰销售额还不到一个亿。南存辉不答应。“如果是合作我们当然高兴。那时候很天真，你那么小，人家那么大，怎么可能(合作)呢？”这一次没有坐下来谈。

　　1998年，施耐德又来找正泰，这次要求控股51%。 南存辉仍然没有答应。

　　6年后，当正泰的销售额已接近120亿元的时候，已经在中国建立了十几家合资工厂的施耐德最后一次提出合作，双方股份各占50%。施耐德三顾茅庐，就是诸葛亮也该动心了，南存辉依然故我。股份各占一半后面是有条件的，南对《中国企业家》说，施耐德要求3年后全部收购，正泰品牌保留，产品定位在中低端市场，且不能出口，合资公司的高层全部由施耐德委派。南存辉不仅仅要求保留品牌。他提出生产技术合作，管理人员对等安排，销售独立，品牌自主而不是保留。看起来，施耐德的确不能答应。它要找的是伙伴，不是为了培养对手。

　　“我们都对这个市场充满兴趣，”施耐德中国区总裁杜华君(法国人)说，“但是我们没有找到共同的战略合作方向。把正泰定位在中低端，这是客户需求决定的，不是以施耐德的意志为转移的。我们的经验是，我们不可能在任何一个市场都强，只是在一些可选择的市场强。市场就是市场，不是说高端就一定比低端好。”

　　施耐德亚太运营部执行副总裁施瑞修对《中国企业家》表示：“我们希望双方对谈判内容共同保密。我只能说，我们没有要求过3年后全部收购。”

　　在施耐德跟德力西成立了合资公司后，柳市一位与胡成中关系密切的人说，施耐德确实买断了合资公司的出口权，但是并无以后全部收购的约定。合资公司打德力西品牌，定位在低端。“不是胡成中甘心一直做低端，”这位知情者说，“是你的品牌本身占有的就是低端市场，价格上去了肯定就没人买。几年后，大家都知道施耐德也有低端产品了，然后再在中高端发展共有品牌，施耐德把新技术转让到合资公司，每年提成5%，新产品的品牌可能改成‘施耐德德力西’之类。”

　　按照这种说法，南存辉曾经在谈判中坚持的被胡成中放弃了。

　　德力西与施耐德合资谈判过程中，上海交通大学到温州搞了一个论坛，一位自称德力西集团内部人士向南存辉提问：“这个合资案我全程参与，我的问题是，胡成中到底是不是吴三桂？”南回答说我刚才已经说了不是，为什么还问？“我现在很困惑，”提问者说，“他如果是，我们就集体反戈，不给他干了。现在我在想，他是不是王昭君？”引发爆笑。

　　在这一合资尚未获得商务部批准之前，有意无意地，随着南存辉详述往事，施耐德初入中国与上海输配电公司建立合资公司侵害了中方利益的案例也被媒体揭露。没有证据表明这是正泰主动所为，但消息来源之一的王书成，现任正泰集团技术副总裁。王退休前曾是上海人民电器厂的副总工程师，参与过当年与施耐德的谈判。

　　1995年，正泰第一次拒绝施耐德的收购之后，上海输配电公司决定将下属的人民电器厂和机床电器厂的部分资产与施耐德合资。按照王书成的说法，当时上海市政府官员希望早一点促成合资，签订协议时“不谨慎”。合资公司拿走了两个工厂中最好的资产，包括技术人员，并且合同中规定合资公司不能再生产原有产品，也不能开发同类新产品，因为与施耐德有竞争。而这两家工厂本来是行业内的龙头，产品很受市场欢迎，这一条款导致了它们的衰落。后来，上海输配电公司用出让20%股份给施耐德换回了人民电器厂生产原有产品、开发新产品的权利，企业得到新生，而机床电器厂却没能被挽救，破产了。施耐德借用两家工厂原有的销售渠道大获其利。“这是血的教训。”王书成说。

　　另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参与谈判者说，简单地用现在的标准评价过去不合适，因为当时整个国家的倾向就是吸引外资，“至于吸引后好坏程度怎么样，没想那么远。”他肯定了王书成所说人民电器厂是国内低压电器龙头的说法，但是指出机床电器厂本来已经很困难，所以实际上已经失去了谈判地位。与上海输配电公司谈判的本来是两家外国公司，一家是施耐德，另一家是TE公司，前者与人民电器厂，后者与机床电器厂。在谈判过程中，施耐德并购了TE公司，因此，谈判对象完全变成了施耐德。这位参与谈判者说，施耐德就是想利用他们的渠道抢占他们的市场，而两家工厂的厂长坚持不同意非竞争性条款的设置，但是施耐德通过“走上层关系”用政府来施压。最后，上海输配电公司决定接受合同。关于用20%股份换回生产权，他说，并不是无偿出让股份，也并不全是为了原有产品的生产权，因为当时上海输配电公司也希望股权变现“做其他发展”。

　　上海输配电股份有限公司外资委常务副主任、上海电器进出口有限公司总经理许嘉良接受了《中国企业家》的采访。他说，当年与施耐德合资有三个背景。一，当时国内在大规模吸引外资。二，中国的低压电器产业比较落后，合资可以滚动得到最新的技术。三，当时的国企确实需要改革，管理水平和效率低下，引入外资，不仅是引进资金和技术，也引进管理，能够让工厂有根本改变。

　　许嘉良说，关于非竞争性条款，不仅施耐德有，西门子、ABB等公司(上海输配电公司与这些公司都有合资公司)也有，是惯例。而且，这不仅是对中方单方面限制，对方也不能再在中国投资与合资企业有竞争的公司。后来考虑到人民电器厂的原有产品还有一定市场，于是，经过多次协商，施耐德同意中方以转让股份为条件取消非竞争性条款。而机床电器厂由于合资前已经很困难，所以最终破产。

　　许嘉良否认了有关政府在合资谈判中施压的说法。“决策由公司来做，政府只管最后审批。”许说，与施耐德的两个合资公司是上海输配电公司与外资(有松下、西门子、ABB等)合作的十几家公司中效益最好的。

　　“我知道正泰想要让人们相信我们想吃掉合资企业、什么都自己干，”施耐德全球首席执行官赵国华(法国人)对《中国企业家》说，“但是这不是事实。我不是在说感情，我是在说事实。自1987年我们在中国建立合资企业以来，我们仍然和所有的合资伙伴保持着伙伴关系。你必须相信历史。我们不会去做百分百的收购，施耐德电气不是一家自己包揽一切的公司。我们并不完全懂得中国，所以我们的伙伴帮助我们在中国发展。”

　　在中国的合资公司中，施耐德基本上全部控股。施耐德对合资公司中控股权的重视还可以从施耐德在中国最早的合资公司梅兰日兰的股权变化中看出。

　　李缮所在的天津航空机电公司1987年与法国梅兰日兰公司合资成立天津梅兰日兰，当时国家不允许外资在合资企业中控股，天津航空机电等三家中国股东占55%股份，梅兰日兰为45%。合资初期几年一直亏损，中方一家持股10%的股东决定退出，其股份由剩余三家分摊，而另一家中方股东不愿意再增持，结果航空机电持有的股份由原来的35%上升至42.96%，梅兰日兰变为47.04%。1992年，合资公司经营状况好转，梅兰日兰又被自己的法国同行施耐德收购。施耐德要求在天津梅兰日兰控股，否则将不再继续发展这一项目。

　　“我们不愿意放弃控股，但从实际经营看，我们控制并不带来经济上的好处，表面上看你说话算数，权力大点儿，但是企业发展不起来呀。国内这种例子挺多，中方一控就死。控股的目的也是为了长远发展。如果不能达到目的，控股的意义就失去了。所以我们同意了施耐德的要求。”李缮说。施耐德的股份增加至50.1%，李缮任董事长。

　　后来，施耐德又于1995年、1999年与天津航空机电相继成立了两家合资公司。2002年，施耐德提出，在这两家合资公司与天津梅兰日兰公司中，双方股份比例各不一致，管理成本高，需要统一。结果，三家公司都变为施耐德持股75%，且约定将不再变更。

　　李缮说，变动股份时，中方提出转让价格要把未来的利润预期加入，不能按净资产计算。施耐德同意。“我如果要10年的预期收益，施耐德肯定不干，最后商量的结果是加入未来5、6年的收益。”

　　“不要把投资伙伴当成敌人来看待，”李缮说，“你不能什么都得，该舍就得舍。”

　　随着施耐德在中国合资案例一个个成功，施耐德中国区总裁杜华君说，2008年，中国将超越其法国本土成为施耐德全球第二大市场，在眼下施耐德170亿欧元的销售额里，中国贡献了将近十分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