充满吸引力的商业模式

　　充满吸引力的商业模式

　　业内人士介绍，樱桃谷农场之所以选华英集团等大型养殖企业合作，是因为这些中国企业已经发展出一套成熟的“公司+基地+农户”的推广方式，保证了樱桃谷鸭顺畅地进入中国市场，为农民们所接受。

　　河南省潢川县鸭农吴建国向记者透露，2007年，因为养樱桃谷鸭，他赚了40多万元。

　　2004年开始养殖鸭子的吴建国，如今已经买下了最初由华英集团投资兴建的一个养殖小区。

　　“潢川的鸭场已经基本饱和了。光山县的养殖密度还比较小，下一步还要扩大。”吴建国对记者说，他已在邻近潢川的光山县建了4个养殖场，面积都在3000平方米以上。

　　吴建国透露：“鸭苗、饲料必须用华英集团提供的，长大的鸭子也必须交给华英集团。”这是当初的合同规定好了的，包括回购的价格。

　　吴认为，樱桃谷鸭在市场上销得快，鸭农的利润能得到保证，“养殖户觉得有保障，比较稳当，所以比较愿意养华英的鸭子。”

　　为了推广来自英国的樱桃谷鸭，华英集团设计了与农户合作的 “五保一扶一优”原则：

　　“五保”，即保证提供合格的鸭苗，保证提供足量的全价系列鸭饲料，保证提供全程的技术服务，保证按时按价回收商品成鸭，保证养殖农户在任何市场行情下尤其是市场价格下跌时有一定的养殖纯利润；“一扶”，即对鸭苗、饲料、鸭场建设所需资金进行扶持；“一优”，即养殖农户用现金购买鸭苗和饲料时，给予一定的优惠让利。

　　吴目前正养着70000只鸭子，按每年养9批计算，每年的出栏量能达到63万只。当地农行刚刚到他那里考察过，准备向他提供由华英集团作担保的低息贷款，贷款的规模达数千万元。

　　没有把养鸭当主业的潢川县农民罗洪岭认为，养鸭不耽误农活是一大好处。从1992年就开始养樱桃谷鸭的罗洪岭，现在一年的鸭子出栏量有三四千只，每只鸭子的纯利润在1.5~2元之间，按照一年养9批计算的话，每年的纯收入有5万~6万元。他介绍，这种收入水平在经济并不发达的潢川，已经相当不错了。

　　据介绍，截止到目前，潢川及周边县市先后有10多万人通过养樱桃谷鸭直接受益，年人均收入6000元以上，户均收入2万元以上，受益农户占全县脱贫农户的20%以上。

　　“要想发，养洋鸭，”成为当地广为流传的口头禅。毫无疑问，樱桃谷鸭对潢川的经济发展和潢川人的生活水平提高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而华英集团则已经发展成为总资产近10亿元，拥有46家下属企业的大型养殖企业，其资料显示，截止到2006年年底，共完成产值119.2亿元，实现利税4.2亿元，出口创汇1.8亿美元。樱桃谷成功地实现了多赢的商业模式。

　　节节败退的中国鸭子

　　眼看着这些年樱桃谷鸭在中国“纵横驰骋”，中国农业科学院北京畜牧兽医研究所研究员、鸭子专家侯水生忧心忡忡。

　　这位中国农科院北京畜牧兽医研究所专门研究鸭子的专家，一直以来都在为北京鸭的培育发展奔走呼吁，结果并不令他乐观。

　　“是中国庞大的市场规模，帮助樱桃谷鸭迅速做强了。”侯认为。

　　据侯水生介绍，土生土长的北京鸭长久以来一直局限在满足烤鸭需要，而随着中国经济的发展，中国人的食品习惯也在发生变化，现在口感不肥不腻的鸭子需求量逐渐大增。

　　“目前北京鸭的养殖还只是主要集中在北京周边地区，北京鸭的国内市场占有率还不到10%。” 拥有国家级重点北京鸭育种场的北京金星鸭业集团总经理张燕平说。

　　金星鸭业集团虽然近年产销量也在上升，截至2007年，其种雏鸭年销售量近45万只、商品鸭年出栏达到620余万只，但和生产樱桃谷鸭的华英集团等上亿的产量相比，显然不在一个数量级上。

　　据了解，国内一些企业宁愿以几十元钱一只的价格引进国外优良的鸭种，而不愿培育中国自己的本土鸭。据介绍，不仅北京鸭遭到冷落，江苏的麻鸭、高邮鸭、福建四川等地的番鸭等品种都在樱桃谷鸭的市场冲击下，呈现不断萎缩的态势。

　　“本土鸭种中也有一些好品种，但往往不会宣传，不会经营，农民们因为不了解而不爱养。”业内人士担心，一旦中国的鸭子市场被“樱桃谷”垄断，不但将造成本土鸭种的减少，还可能由于因为丧失鸭种源头的控制能力而使中国在整个鸭子的产业链中处于受制于人的被动局面。

　　樱桃谷给我们敲响了警钟。

　　新闻视界

　　中国物种资源的“萎缩”与“流失”

　　调查显示：只有10%的老品种在继续生产，90%左右的品种都在逐渐消失

　　“何止是鸭子，中国老百姓所最为倚重的几个重要畜禽物种都已经是外来者的天下。中国人吃的肉鸡中，从美国引进的AA、艾维因、罗斯308等外国品种就占了总量的60%，据北京畜牧研究所的专家估计，去年引进的祖代种鸡就有65万套之多，按每套近百元的价格计算，成本为6000多万元。”

　　再如奶牛，国内奶牛只有一种——贺斯坦牛，也叫黑白花牛。

　　“在上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引进这些外国牛时，中国还没有肉牛、奶牛的概念。”北京畜牧研究所的牛遗传育种室主任许尚忠向记者介绍说，之前中国的牛都是“役用牛”，牛这种动物在中国既是用来干活的生产资料又是提供肉食的生活资料。

　　引进国外的西门达尔牛等品种之后，通过和本土的黄牛、秦川牛等杂交，来满足中国人对牛肉迅速增长的消费需求。但是到现在，中国牛的繁育体系仍然没有彻底解决，一直保持着每年15%的引种率。

　　畜禽物种的萎缩

　　据专家介绍，现在快长型的畜禽品种早已国际化，且适合于资金、技术密集型的集约化经营，在这些品种上我们没有什么优势可言。大多数育种公司的繁育体系中的核心种畜禽资源长期依赖进口，处于“引种→维持→退化→再引种”的恶性循环之中，都没有形成自己的体系。而伴随着这些外来畜禽物种的不断扩张，中国本土的物种资源正在面临急剧萎缩的危险局面。

　　“中国现在有700多个畜禽品种，有200多个是国外引进的，400多个是中国自有的，但品种都比较老。现在真正的畜牧业生产大部分都是引进品种，比如荷兰奶牛等。而我们所做的调查显示，本土的老品种比如宁夏滩羊、关东驴等都不是主要的生产品种，数量很少，不断萎缩，只有10%的老品种在继续生产，90%左右的品种都在逐渐消亡，都不用了。”中央民族大学生命与环境科学学院教授薛达元对记者说。

　　牛、猪、鸡的一些著名良种日愈混杂、趋于泯灭，情况危急。其中以猪的品种资源流失最为严重，鸡的品种次之。我国著名的“九斤黄鸡”、“狼山鸡”，现在只有到俄罗斯、美国的养殖基地才能找到。

　　长期以来，“重引进、轻培育”的做法使得引入品种不断取代本国的优良地方品种，我国畜牧业发展越来越依赖外国。就连疫病都国际化了，“过去中国的猪哪有什么‘蓝耳病’啊，还不是从外国‘引进’的？”许尚忠感叹说。

　　生物遗传资源的流失

　　“如果我们把视野从动物畜禽物种扩大到整个中国生物界，会发现中国遗传物种资源一个更为普遍的严峻事实。华南虎就不用说了，那是环境退化的结果，生态环境的保护是一个更为宏大的课题，而我们今天还要面对的是国内外商业资本对本国物种资源的侵蚀、掠夺和破坏。” 薛达元说。

　　据了解，早在1907年，新西兰的一位叫伊莎贝尔的女校长，到湖北宜昌看望姐姐，把中国的猕猴桃种子带回新西兰。之后，当地园艺专家亚历山大培育出了第一棵新西兰猕猴桃——奇异果。现在猕猴桃已成为新西兰的第三大出口商品，占世界总产量的1/3。

　　据悉，为了维持和改良猕猴桃的品质，目前，新西兰仍在中国源源不断地收集猕猴桃野生资源。相比之下，中国为了抢占市场，在过去的几年中，因为片面追求产量，人工栽培的高产猕猴桃品种逐渐取代了原有的植物品种，野生的中华猕猴桃和大别山猕猴桃变得极为稀有，有些品种甚至濒临灭绝。

　　而据专家介绍，遗传物种资源保护之所以引起中国政府高层的警觉，正是由于中国驻澳大利亚和新西兰的使馆工作人员了解到这些国家对中国遗传物种资源的收集和重视。

　　薛达元教授，曾多次参加《生物多样性公约》缔约方大会及相关谈判。

　　“中国正处于经济快速发展时期，环境保护与经济发展的矛盾日益尖锐，生物多样性在生态系统多样性、物种多样性及遗传多样性三个层次上都受到严重的威胁。2004年出版的《中国物种红色名录》对中国10211种动植物(其中动物5803种、植物4408种)的灭绝危险程度进行了新的评估。评估表明，中国的物种濒危情况远比过去评估的比例高，各类生物物种受威胁的比例普遍在20%～40%，特别是植物的受威胁物种比例远远超出了过去的估计，如野生大豆、野生稻等。”薛透露。

　　据了解，世界上已知的野生大豆资源90%以上分布在我国，但因为野生大豆许多特别性状对于改良大豆品质具有重要的意义，也因而成为育种与生物工程公司争夺专利权的目标。现在，作为大豆原产地的中国早已从大豆出口国变为世界上最大的大豆进口国，产量排在美国、巴西和阿根廷之后。去年以来，进口的转基因大豆价格飙升，引得中国整个食用油行业普遍跟随涨价，成为推高CPI的重要因素。

　　维护生物物种主权

　　“其实，自从《生物多样性公约》1993年缔结生效以来，关于遗传资源的所有、获取与共享一直是各缔约国政府和专家关注和争论的焦点之一。”薛告诉记者。

　　《生物多样性公约》强调各国对遗传资源的主权, 在其序言中，虽然 “意识到保护和持续利用生物多样性对满足世界日益增加的人口对粮食、健康和其他需求至为重要, 而为此目的取得和分享遗传资源与遗传技术是必不可少的。”但也强调“公平合理分享由利用遗传资源而产生的惠益”。

　　然而, 现实的难题在于，自然界的野生生物遗传资源所有权属是模糊的，而生物遗传资源经过人工加工、修饰、转化后的产品所有权却是明晰的。

　　“这些希望就达成国际共识和消除‘生命海盗’的行为却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目前世界上野生生物遗传资源多分布在发展中国家, 而能够大规模利用野生生物遗传资源并从中获取产品专利的公司多在发达国家, 于是, 形成了发展中国家拥有生物遗传资源, 而发达国家拥有利用这些遗传资源而获得的专利的局面。”薛认为，输出遗传资源的发展中国家与使用遗传资源的发达国家之间这种明显的利害冲突, 使得《生物多样性公约》缔约国很难就遗传资源的获取与共享达成一致意见。

　　薛达元教授已经参加了多次相关的国际谈判，到现在仍然没有实质性的进展。而以“樱桃谷鸭”为代表的众多来自中国遗传物种资源的“外国品种”正在加紧占领中国广大的消费市场，排挤和消灭更多的地方品种。

　　事实上，中国的《野生植物保护条例》中有规定，外国采集中国的物种资源必须取得国家有关部门的同意，但据国家环保总局生态司蔡磊处长介绍，“这些年农业部根本没有接到过相关申请。”引种对产业的推动是显而易见的。薛达元说，“追溯到公元前的西汉时期，我国引进了蚕豆、芝麻、黄瓜等，几百年前引进了玉米、马铃薯、向日葵等。遗传资源的引进极大地促进了我国的农业生产。同样的道理，丧失了优良物种也会对我们相关产业造成不可估量的损失。”

　　近年来，不断萎缩和流失的遗传物种资源已经引起了政府的关注。国家环保总局从2004年开始联合农业部等部门开始调查中国的物种资源，现在各领域的物种编目工作已经完成。2007年11月，《全国生物物种资源保护与利用规划纲要》获得国务院通过。纲要提出，到2010年要基本遏制住目前生物物种资源急剧减少的趋势。

　　蔡磊介绍，目前24个部委参与的《中国生物多样性保护战略与行动计划》正在制订中，“但立法不是一天两天的”蔡磊对记者说，比如在限制生物物种资源出口方面，环保总局和质检总局一直希望出台生物物种出口管理条例，但是由于操作上存在难度，目前还在运作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