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来的和尚会念经

　　新闻DNA

　　中国已形成对英国鸭种的依赖，没有自己育种能力

　　外来的和尚会念经

　　作为国内权威的鸭子专家，中国农业科学院北京畜牧兽医研究所研究员侯水生对“樱桃谷鸭”这个称谓本身就很反感，他一直称它们为“英国养的‘北京鸭’”。

　　侯水生告诉记者，现在全世界的白色、生长速度快的大型鸭子都是北京鸭后代，“叫 ‘Pekin-duck’，或者叫‘white-Pekin-duck ’，没有‘樱桃谷鸭’这种说法。这是中国人为了帮助英国人推广市场，起名叫做‘樱桃谷鸭’的。英国人至今还是习惯说‘樱桃谷农场养的北京鸭’”，侯水生对记者说。

　　据介绍，有人认为北京鸭是1873年鸦片战争时期首先传到美国去的，美国人把鸭蛋带到了美国，从很少的鸭蛋发展起来。后来1874年传到欧洲，首先传到了英国，此后，1888年传到日本，1925年传到前苏联。就这样，北京鸭基本上已经遍布世界。

　　侯水生这些年在很多大会上都对人们讲，应该叫英国的北京鸭、法国的北京鸭、美国的北京鸭，这样是对鸭种原始来源的一种尊重。就像中国引进的奶牛，过去叫黑白花奶牛，现在叫“荷斯坦牛”，西门达尔牛引进来之后也叫中国的西门达尔牛，尊重其源产地特征。

　　在樱桃谷农场网站的企业历史简介里，记者看到其称自己养的鸭子确为“Pekin-duck”。

　　品种的差距

　　“可以这么说，从体型、外貌上看，北京鸭和所谓的‘樱桃谷鸭’是没有任何差异的。如果拿两个剥光了毛的胴体比较，北京鸭要漂亮，因为其毛孔细腻，这是由于中英两地的气候不同造成的；从生产性能上，因为他们的选种起步比较早，而我们起步比较晚，从上世纪80年代才开始做；再加上人家投入大，中国投入少，所以曾经差距比较大。” 侯水生向记者介绍说，鸭种的优化是需要比较长的时间，如果起步早、选种群体较大，遗传进展就会比较快，反之则会比较慢。

　　鸭子的生产性能主要包括生长速度、瘦肉率、饲料转化效率和产蛋量等，事实上，当初以樱桃谷鸭为代表的外国鸭子之所以被国内的养殖企业青睐，正是凭借这些方面的比较优势。

　　而北京鸭皮下和肌肉间脂肪含量高的特性是其作为烤鸭原料的理想品种。但人们的消费习惯在发生变化，现在瘦肉型的鸭子食品更加受欢迎。这就决定了仍然固守传统的北京鸭在这一新兴市场上先天地处于劣势。

　　观念的束缚

　　侯认为，严格来说，樱桃谷鸭在中国的大规模推广开始于1991年，而此前，虽然樱桃谷农场早在1981年就向中国输出了第一批鸭苗，但十年间却并未取得很大进展。1991年，当时的英国首相撒切尔夫人访华，促成了中英两国的一批贷款合作项目，河南华英集团正是其中的养鸭项目之一，樱桃谷鸭就从那时起开始大规模进入中国，借助中国合作伙伴的力量迅速扩大。

　　业内人士告诉记者：“当初中国的鸭子育种工作刚刚起步，和英国人的差距确实很大，所以，要满足中国庞大的市场需求，确实需要借助这种生产性能高的品种。”

　　侯水生强调，“引进这种樱桃谷鸭我并不反对，我并不是抱着一种保守的观念不放，毕竟是北京的鸭子出去之后再回来。如果它做得好，能促进中国的畜禽业发展，这也是何乐而不为的好事情。不过我的观点是，你可以叫英国的北京鸭，而国内这些企业不应该叫其樱桃谷鸭，因为容易给人造成‘其和北京鸭没关系的’印象。”

　　更为重要的是，多年过去之后，中国的企业已经形成了对英国鸭子的依赖习惯，没有自己育种的动力。在侯水生看来，形成这种局面的原因是，企业本身不懂得育种方面的技术，认为那是一个高深莫测的领域。

　　“半个世纪前就开始形成三代繁育体系的英国鸭子轻易地把众多中国鸭子养殖企业挡在了门外。”侯认为，“当时科研投入不足，囿于传统的思维模式，错失了发展选育北京鸭的良机。”有业内人士评论说，物种流失等于为国外提供科研资源，造成我国的科技落后，国外再用优良物种影响我们产业，并借知识产权保护控制我们，关键是我们对此认识不足，谈判也乏力。这说明我们在开放过程中自我价值认知、算大账的意识和手段还不足。

　　“和北京鸭相比，樱桃谷鸭生长快、瘦肉型，料肉比高。现在如果不用樱桃谷的鸭子，我们的成本会很大。如果一只鸭子多吃半公斤饲料就是多少钱啊！现在饲料价格这么高，按一斤饲料一块钱算，养7000万只北京鸭就多花7000万元。” 在北京鸭和樱桃谷鸭性能和成本-效益对比上，华英集团总经理曹家富仍然坚持：“北京鸭现在还是差远了，人家英国已经发展到一定层次了，我们甚至还没入门。”

　　曙光闲话

　　物种之惑与发展之惑

　　英国的樱桃谷鸭子引起了国人对物种资源的忧虑，其实外国禽畜物种在中国的泛滥只不过是中国物种资源危机的冰山一角，中国物种资源的危机远远不只是外国物种引进这么一个问题，用业内人士的话说，中国物种的危机就是：生物物种的丧失和流失，而这两个问题中，物种的丧失尤其严重。

　　确切地讲，中国近几十年来，物种的丧失呈急剧恶化的趋势。中国的幅员辽阔，气候差异大，地理环境复杂，生物多样性，物种资源本来十分丰富。但主要是由于人为的原因，环境的破坏，使生物物种资源迅速减少。

　　尽管上个世纪50年代起，我们就开始进行物种资源的收集整理工作，但中国的生物物种资源还是经过了两个阶段破坏。一个改革开放前的阶段。新中国建立后，人们刚刚从战争的硝烟中走出来，还是以战争年代的观念看问题，人为地夸大了人与自然界的矛盾。以战争年代的方式进行经济建设，所谓“与天斗，其乐无穷;与地斗，其乐无穷;与人斗，其乐无穷。”披荆斩棘，战天斗地。

　　先是积极地为了建设的“破坏”。如1958年的大跃进，土法上马，大砍树木炼钢铁，有些地方的植被几十年后都无法恢复。而“除四害”时将麻雀列为其中之一，如北京全市人民齐出动，敲锣打鼓，摇旗呐喊，放鞭炮，甚至用冲锋枪扫射，北京城的麻雀竟然都被活活累死了。

　　而后是消极地为了生存的破坏。“三年自然灾害”时，河南有的地方方圆几十里没有一棵树，而很多单位开着汽车架上机枪去内蒙古草原上打黄羊,几乎使中国境内的黄羊绝迹。

　　到了改革开放时期，人们将对政治斗争的热情转化为对商品经济的渴望，“肥水快流”，一切可以变成钱的东西都是掠取的对象。生物物种的掠夺性开发也在其中。如2004年，中国的渔船保有量达35.6万艘，专业渔民有183万众，均为世界之最。而环境的破坏更是为甚，中国七大水系中46%的断面水质只能达到国家地表水三类的标准，有26%超过了四类水标准。严重污染的海面有2.9万平方公里，2006年有海面污染事件1463起，渔业损失达36.4亿元。当然还有生物物种的损失，如有300多种陆生脊椎类动物濒于灭绝，还有众多的其它动植物物种，如中药材里的雪莲、冬虫夏草濒于绝迹等。

　　当然，这么说只能反映出硬币的一个侧面，这几十年取得的经济成就是不可否认的，人们的生活也得到了很大改善。如人们膳食结构中，动物蛋白就有了很大提高。中国人均对羊肉的消费量是居世界前列。1978年中国的餐饮业营业额只有54.8亿元，但到了2006年达到5886.8亿元，不到30年竟然增长了100多倍，亘古未有之。

　　但这种发展就是我们追求的目标吗？羊肉吃得不少，但放牧过度，草原退化引起的沙尘暴更多了；鱼类蛋白摄取量增长不少，但现在渤海渔业生产水平连上世纪80年代的四分之一都不到。

　　我们的经济增长方式要转变，我们追求的生活方式是不是也要转变呢？美国夏威夷地处太平洋中央，四面环海，但在这里吃不到鱼，因为人们怕捕鱼破坏了海底的生物(珊瑚礁等)，但绝没有人认为这里的居民生活水平低。笔者看到一本介绍湖北神农架野生动的书，每当介绍完一个濒危动物后总免不了加上一句“该动物肉质鲜美，营养价值极高”。我怀疑这么多年来，人们的观念究竟进步了多少？好在前不久环保总局出台了一个《全国生物物种资源利用与保护发展规划纲要》，总算有一个亡羊补牢之举吧。

　　(作者为《中国经营报》副总编辑)